论公民环境权

一、环境权的提出环境权的提出首推西德的一位医生。他1960年在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虽然该条约中没有清晰规定环境权的内容,而导致该控告的驳回,但后来却围绕着把环境权追加入欧     

日本环境会议的总结与展望

<正> 1979年6月9日与10日,在东京召开了第九届日本环境会议。在这九年的前半期,虽然反映了反公害的舆论,看到了环境行政部门相当积极地开展工作的情景,但是后半期,特别是在最后三、四年,却发生了明显倒退的现象。在石油危机以及能源问题出现以后,高唱"发展地区经济为中心"的词句,叫嚷"处理公害问题,今后再进一步提高"的论调,为公害对策的倒退制造借口。但是,黑白是不能颠倒的,这些所谓理由的任何一点,都不能作为正在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生活基础——破坏环境的合法理由。恰恰相反,如果将环境保护工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公民环境权的生成与合理定位

公民环境权的合理定位与配置,对于保障环境法秩序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公民环境权的生成问题入手,否定了公民环境权为环境行政权的“衍生形态”或“反射性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生而应有的权利,其法定化将对公民的“偏好”及环境行政权的合理化有重大作用。由此提出公民环境权并非“环境权私权化”的产物,而是天然地归属于一种社会性权利,这是由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的,同时也将对其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产生重大影响。     

论刑法紧急避险中的法益权衡

世界各国有关紧急避险中法益权衡的刑事立法有不同规定,刑法理论上对紧急避险的本质也有不同认识。在紧急避险侵害相等法益时,只有承认其合法性才有利于刑法保护法益目的的实现。     

公众参与：公民环境权渐行渐近

6月5日，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中国的主题为“人人参与，创建绿色家园”，旨在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建设生态省、环保模范城、生态工业园区、绿色社区等环保实践活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家园。     

环交所:为碳交易试点开足马力

为建立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个省市获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又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而就在此时,北京市环保局巡视员、新闻发言人,跻身中国十大官员微博之列、拥有百万粉丝的杜少中高调转身,出任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笔者就碳交易试点的准备、如何用好第四方平台促进节能减排等问题专程采访了这位环保卫士。     

法益抑或财产权利?——《民法典》规定的"数据"的法律性质认定

《民法典》关于"数据"的规定是其对大数据时代的响应,彰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功能.然而,《民法典》对其具体意涵、法律性质等均未明确,无法为数据要素领域的后续规则建构提供切实指引.长远观之,这无疑将阻滞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鉴于《民法典》采取了"个人信息"与"数据"二分模式,可以推知其规定的"数据"仅指具有财产属性的市场主体数据而非主要体现人格利益的个人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利益成权的理论正当性、受保护利益的独立性和利益成权的现实影响三个标准考察《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是权利还是法益.洛克劳动理论证成了市场主体数据成权的理论正当性;数据条款保护的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接近利益的独立性;市场主体数据成权将积极助推我国数据产业发展.因此,《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应当被认定为财产权利而非法益.     

略论环境权及其法律保护

环境权是公民个体和集体要求生活在良好环境、享有良好环境品质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性权益.环境权与其他人权不同.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环境权的主要保护方法是加强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的制度构建,完善以公益诉讼为主的司法救济.     

刑事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条件和侵害法益条件两方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不仅存在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不规范适用的情况。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只有改革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才能够化解风险、规范司法适用。不限制危害行为和侵害法益是国外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普遍模式。我国应当将"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同时有必要丰富强制医疗的执行方式,在住院治疗之外,增加门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