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主体性原则消融

主体性原则是在反对中世纪宗教哲学上帝创世论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理性原则、目的论原则是其基本特征。一些现代哲学家对此进行了评判,探讨其本真所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     

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中的目的论思维方式浅论

从哲学史上看，在古希腊哲学关于自然的探讨中就出现了与机械论相对立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自然观上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现在，令人关注的是在当代新科学观（譬如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宇宙论等）中的许多方面，人们发现了以目的论形式思考的优越性。基于西方哲学中目的论思想的文献价值和当代影响，有必要从源头上追溯古代和中古哲学中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追溯将为我们理解古代和中古哲学的思维方式提供一个不错的视角。     

论童年在人生中的位置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支撑的基础。童年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成人是童年资源的继承人、受益人。从个体发展来看,长大成人是儿童成长的目的。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种系进化来看,童年是一种自然目的。童年资源是人的全部生活和整个文明大厦的根基。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刑法解释是否可以适用"漏洞补充"方法

类推论证和类推适用在刑法解释中不能被禁止,但类推适用毕竟有逾越罪行法定原则的嫌疑,对类推适用的解释方法要通过字义解释以外的其他解释方法(历史的、系统的和目的论的方法)进行合理的限制.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以法益侵害性作为判定行为犯罪性的标准将某些行为排除出犯罪,其对实现人权保障机能裨益非浅,在刑法解释中应当保留该方法.目的性扩张解释方法可以在不进行条文修改的条件下有效解决规范的适用问题,因而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相对的罪刑法定决定了创造性补充方法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可能.     

正义：市场交易的追德之维

在经济伦理学的论域内 ,“交易”被赋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双重理解。作为一种利益的市场交换行为 ,效率与正义共同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完备正当合理性意义。因此 ,作为“社会互动形式”的市场交易 ,不仅有其内在的道德正当性证明 ,也有其外在的伦理规范性限度。     

从人类中心论到人类目的论--转折时期俄罗斯人道主义的进步

如果说 2 0世纪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苏联人道主义思想兴起的时代 ,那么 70年代、80年代则是人道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和人类中心论形成时期。 90年代 ,进入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成熟阶段———人类目的论。人类中心论是政治专权 ,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的体现 ,而人类目的论则是一切为了整个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意识的反映。从人类中心论向人类目的论的转变是俄罗斯人道主义的一个巨大进步。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康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三种解释的尝试

康德历史哲学的地位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处在争论当中。以历史理性批判问题为线索,康德的历史哲学相关文本可以分为三类:自然理性的现象史、判断力的反思史和道德理性的建构史。道德理性的建构史代表了康德后期关于历史哲学的成熟思考,实践理性批判因此可以看作为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