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研究生生育意愿调查报告——以河北大学为例

研究生作为一个有较高知识水平的高学历群体,在生育行为方面,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做理性的分析与选择。本文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生育目的兼有传统性与现代性;绝大多数研究生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倾向于无性别偏好。     

论强迫交易罪中的若干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新增规定了三种情形,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市场交易中公平的竞争秩序。新增三项中的强迫可以达到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该处的他人包括法人;而拍卖是指拍卖活动;网络竞拍不属于拍卖活动;强迫他人参与串通投标的,被强迫人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的胁从犯;强迫交易罪的既未遂形态的认定标准,应当按照其情节犯的属性来认定。     

合同一般法定解除条件探微

违反从给付义务必须达到相对人的合同目的因此而落空的程度才允许解除合同。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尚无废除的必要。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被解释为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在金钱给付作为合同标的场合,付款迟延情况下的解除合同必须从严把握。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合同受挫原则在英美法中的形成与发展

英美法中的“合同受挫”理论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一，“合同受挫”学说于19世纪后半期萌芽产生于英国的司法实践，并发展为当事人对合同义务“履行不能”及合同的“目的受阻”两种情形。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一版对“履行不能”和“目的受阻”的规定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履行不具有经济可行性”概念的认可使该概念可以发展成独立的规则。     

论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

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法治化可以保障行政给付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范裁量权行使、提升行政给付效率,特别是有助于建立行政主体与给付相对人合作型行政。在行政给付程序设计上,究竟是以申请人为本位还是以行政机关为本位,或者以利益平衡为追求指向,既能兼顾尊严和公平,又能实现效能,行政机关给付目的的取舍相当重要。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的行政给付程序制度诸多不足,必须在《社会救助法(草案)》制定中予以完善增加受助对象的权利条款;倡导亲民行政程序;扩大听证程序在社会救助中的适用;规范社会救助的调查程序。     

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中的常见问题研究

对特定类别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在审查逮捕时应明确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对于共犯形态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时如发现有遗漏追究部分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应通过立案监督程序建议公安机关对未立案的共犯予以立案追究;审查逮捕信用卡诈骗案件,应特别注意对诈骗数额、银行催收、退款情况以及非法占有目的四个情节方面的证据审查。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帝钟爱怎样的商人

记得那是一次特殊的业务经历。我接受了一家拥有庞大债务的公司的委托，作一个火中取粟式的资产债务的剥离方案，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能让委托企业尽可能规避掉历史债务，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