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学习型组织 提高公务员素质

活动时间：2002年6月29日 活动目的：通过业余时间阅读江泽民同志推荐的《落日的辉煌》及法制办党支部推荐的《解读上海》两书，以党、团联合座谈交流的方式深化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培养机关干部多读书、读好书，进一步提高法制办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活动介绍：2002年6月29日，市政府法制办党支部与团支部一同举办读书交流活动，对读书推进小组选定的《落日的辉煌》和《解读上海》两本书的读书体会进行了交流，迎接和纪念党的生日。读书推进小组成员、团员青年和各处处长交流了读书心得体会，徐强主任也到会发言：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界定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在借鉴国外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审判制度、法律传统以及法官制度的结构,来确定我国举证责任的理念。具体应从诉讼的目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原告和被告各自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与具体理由。     

绝对死刑否定论

一、绝对死刑的概念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所谓绝对死刑,意指某一犯罪所对应的刑罚绝对确定为死刑,而无其他别种选择。 《刑法》第121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     

计程车司机眼中的台北万象

在台北,出租车叫计程车。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计程车像早些年北京城里奔跑的“面的”一样清一色的明黄,从早到晚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成为台北最引人注目的流动风景。     

债权人代位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自我国合同法确立代位权制度以来 ,引起了学者们对该制度的密切关注 ,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很多。笔者在此对该制度的有关程序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如我国代位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全债权 ,还在于直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以弥补我国强制执行法的不足 ;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为单纯的一标的或者二标的 ;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应该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等等。     

刑事诉讼价值评论

我国目前两种主流的刑事诉讼价值观———“目的价值观”和“过程价值观” ,都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瑕疵。从价值的一般涵义出发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有结构的统一体 ,它涵括了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两个子系统。目的价值是指刑事诉讼致力实现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目标 ,具体而言是指自由和秩序的价值结构。而形式价值则是指刑事诉讼本身在组织结构上的形式合理性 ,即刑事诉讼程序必须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科学性。     

民警“妥协式”执法正面导向的学理基础

"妥协式"执法是在复杂执法环境背景之下提出的创新性执法实践,既具有深厚的法律和治安价值基础,也是应对民警执法实践中两难境地的有益探索。但是"妥协式"执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法律规范的红线区域,警务实践中如果缺乏边界设定会导致执法目的背离。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理清民警"妥协式"执法的学理性基础上,积极完善和创新"妥协式"执法实践应用的具体措施,以推进"妥协式"执法发挥最大效用。     

论中国民事诉讼的理论共识

共识的缺失是中国民事诉讼贫困化的突出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程序与实体相互割裂的深层次理论原因.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是立法、司法和理论共识的起点.以三大基本论题为标准,模式共识存在空洞化和虚无化的危险.模式论的制度化体现在以三大基本论题和两项核心基本原则为基础构建出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当事人实体和程序权利保障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目的的应有之义.旧实体法说中的民事权利针对给付之诉.民事法律关系仅可能作为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的识别标准.既判力相对性的确立有赖于《民诉法解释》第247条到第249条的落实以及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的同一化理解.约束性辩论原则虽不存在规范障碍,但严禁以证据资料补充诉讼资料是最大的理念挑战.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的制度化是在基本理论最大张力范围内建构有中国特色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必由之路.其不仅是对人类知识成果的尊重,更是对国家承诺的恪守.     

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成因与出路

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现象是检视中国刑事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样本.立法未能成功地设置协调的指引规范和建立明确的行为类型是本罪口袋化的最主要成因,而忽视本罪的空白刑法结构和规范目的的司法解释又助长其适用范围的扩张趋势.追根溯源,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思维症结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绝对化地运用概念思维.绝对化的概念思维既具有过度抽象的危险,也易成为非法治思维侵入法律领域的工具.相对而言,类型思维更有助于形成有条理的刑法体系秩序,也更符合刑法解释的思维路径、内容来源和方法选择.在刑事裁判中坚守非法经营罪的规范目的是缓和其口袋化的权宜之计,而适时启动立法修正程序则是破解其口袋化的治本之道.     

"刑变罚恒"的价值背离及其重塑

刑法修订带来的法定刑变更势必会对刑罚的执行产生影响,修改前后法定刑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导致"同罪异罚"之局面.考虑到量刑的价值依据是公正,行刑的价值依据在于矫正,如何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彰显刑罚的价值,并化解"刑变罚恒"之弊病,便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合适的救济路径,但因立法、司法等诸多因素所限,短期内尚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比较而言,减刑、假释制度仍可谓我国当下最实用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