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一种技术化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解说

有效、可撤销、效力待定及无效制度仅仅是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评价规则,不妨碍其他民事规则、行政法规则、甚至刑法规则同时适用。合同无效有时可以更好地惩戒不法当事人,但有时却使得不法当事人逃离合同约束,从其非法行为中获利,甚至还会损害合同善意相对人以及和合同相关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的区分,能有效保护善意相对人和善意第三人,有力地回应现代商事交易安全的需要。     

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宪法学分析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

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证据协力义务

由于医疗活动的高度专业性,因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医患武器不平等严重问题。证据协力义务是居于准确、公正、和谐、效率等的价值基础,其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建议通过医疗机构的阐明病历义务,对证人、鉴定人违反证据协力义务的制裁,证人拒绝提供证言权等规范来弥补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的结构性缺失,以增加医疗纠纷诉讼中证据协力义务规范的可预测性。     

农民土地维权行动方式考察及法律对策研究

在评析国内外农民土地维权三种观点基础上,认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三种理论模型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认为就农民阶层的行为动力层面考察,相对剥夺理论更具价值与逻辑双向解释力。根据该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权的残缺以及法律的倾斜,导致失地农民阶层谈判能力缺失或被削弱,当上访与司法救济均呈现为低效应时,失地农民往往倾向于选择群体性维权路径,以追求维权行动的有效性与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农村土地国有化,土地法权模型趋向开放性,简单化方向发展为解决困局的可能之路。     

“馒头税案”凸显话语权不平等

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民天面粉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潘耀民日前提交了一份提案称“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2月20日《济南时报》）。     

一个隔靴搔痒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评斯科特·阿拉德的《遥不可及》

福利国家,说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为本国公民的福利负责,具体表现在：一、为本国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二、进行收人再分配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然而,自诩为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或英国比较,距离福利国家还相去甚远。欧洲大陆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为其百姓提供的在医疗、教育以及失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都令大洋彼岸的美国望尘莫及。     

基于地点的警务（下）

五、必须做什么 目前为止,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基于地点警务提高了警务实践的效益和将警力资源分配到具有犯罪状况相对稳定的目标：其有效性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并且它能够减少警务实践中的法律障碍．和长期的基于人的警务模式带来的社会和道德的代价。     

言论自由与国家的新角色——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介评

面对言论自由领域的"沉寂化"效应和新闻媒体被市场"俘获"的现状,欧文.费斯从社群主义出发,在民主制的价值目标下重新定位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将平等筑入言论自由体系,改变了其传统的一元价值模式,从而获得了国家干预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国家在干预言论自由中扮演着两个新角色:管制性角色和配给性角色,而这两个角色能否成功的标准是能否达到促进公共辩论强健、提高公共辩论品质的实质效果。     

法官与律师:实现当事人实质平等的两种程序进路分析

以回应现代社会分层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民事诉讼结构无论如何设计,都无法回避如何保障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能力实质平等这一核心问题.西方两大法系国家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从当事人私权的视觉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不能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际,需通过积极的法官能动政策以及法官与律师(当事人)充分信任、合作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