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本文研究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日本并非南海沿岸国家,作为一个区域外国家,何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矛盾?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海权论等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冷战结束后作为东亚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国家的中国免除了长期遭受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开始得以放手发展海权,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东亚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遂引起日本的强烈猜忌。以此为背景,日本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于是,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争端,两国的海权矛盾由此产生并迅速升级。由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处于下风,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因此日本开始围魏救赵,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企图使中国陷入战略两难的困境。而为达到海上围堵并牵制中国的目的,日本采取法律、防务、外交、舆论等多重手段在南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障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反制。     

报告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报告,2008-2013年底,经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遭家暴案件多达697件,超过五成的案例导致孩子死亡!统计发现,以亲生父母施暴为主,多因家庭矛盾拿孩子出气。     

集体协商不是涨工资而是共赢

自去年5月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发生100多起停工事件。和近期多数事件相同的是．冠星精密表链厂的工人也是通过启动集体行动——停工,争取到了有效对等的集体协商谈判。而不同的是,此次政府仅发挥调控作用,将谈判主导权交还劳资双方,冲突事件经过理性谈判得到了双赢的局面。（《南方日报》2001年12月19日）     

族群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由某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的族群冲突,通常的理论解释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不满以及其武装反抗能力。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不能解释为什么冲突双方不能达成反映双方实力对比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族群冲突。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关注冲突双方的战略互动。在战略互动过程中,族群冲突双方对彼此实力、意图和战争决心的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方达成基于真实实力对比的和平协议;即使双方掌握对称信息,但由于担心彼此不能真正履行和平承诺,同样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冲突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容妥协、不可分割的价值。和平谈判的失败意味着族群冲突的爆发。因此,要防止族群冲突的发生或重建战后和平,第三方的调解和安全保证至关重要,这对于中国介入非洲的族群冲突具有重要启示。     

卷首语

<正>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今年中共中央又出台《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进行全面梳理,显示出中央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如何正确认识劳动关系矛盾的性质特点,怎样才是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以及怎样诠释     

信息动态

山西省总工会提出工会法律顾问工作三年目标 到2014年年底,各级地方工会须组建法律顾问委员会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设立专项经费。2015年,各级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做到机构、队伍、制度健全,年度工作有重点,推进工作有措施,经常活动有保障。尝试成立乡镇（街道）工会法律顾问小组或工作站。     

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冲突及发展趋势CSSCI

“南极条约体系”在2048年前禁止任何矿产资源活动,但南极海域因其国际法属性的不明确造成了一些争议问题:是否同时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矿产资源是否享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与“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同时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活动,两套制度的法律冲突在规范层面仍未解决。但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对南极作为自然保护区地位的普遍共识,决定了在2048年后极有可能继续禁止南极采矿。     

快速社会转型期我国环境冲突的特征、危害与优化路径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逐渐增多。文章首先从冲突潜伏、冲突显现、冲突爆发等三阶段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进行了分析,其次立足于区域特征、聚集规模、参与主体、反抗策略、借助力量等多方面,对环境冲突的特征与发展走势进行了总结和研判,然后从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相结合的角度对冲突风险进行了深入揭示,最后提出环境冲突治理模式的创新路径。     

中美贸易冲突的动因探究与对策——基于美国贸易政策与税改内在逻辑视角

美国引发中美贸易冲突是美国单边贸易政策的突出体现,与美国税改等国内政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美国试图通过减税吸引跨国企业和过渡法人企业向美国本土回流和扩大投资,并通过单边贸易政策建立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既是弥补税改等政策在短期内产生的巨额赤字的需要,也有在中长期形成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环境的考量。其深层根源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推动本土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就业、科技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强化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认识美国引发贸易冲突的根源有利于中国在贸易磋商中实现最大利益。基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解决两国共同诉求问题和双边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应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在国际竞争和分工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