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对中国古代文明构建路径的理性思考

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和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支撑体系,其以天地神民结构为基础的神权制度融洽了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其以四时为节律的礼制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以惟德馨香为目标追求的礼乐教化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述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因此,和谐是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     

对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的评价分析

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人格平等的思想是民主思想的种子,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传统儒家能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道德资源,儒家可以通过民主政治实现道德主体的客观化。认为儒家思想既包含有利于民主的内在思想机制,又存在发展民主的种种障碍。虽然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两者具有很大的不同,不应混为一谈。而且新儒家忽视了传统儒家的"礼"对个体平等的自由和权利造成的极大压抑。     

毛利人的友谊

<正>1981年,应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邀请,我有机会参加以全国友协会长王炳南为团长的代表团首次访问新西兰。在新西兰,友协代表团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特别是受到新西兰少数民族毛利人的热情欢迎。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土著民族,属波利尼西亚人种。自19世纪初,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新西兰,尤以英国人为多。毛利人所占全国人口比例逐渐缩小,至...     

谈谈规矩

两千多年前,《荀子·礼论》写道:"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可见,规矩自古就受到重视,讲规矩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规矩有显性、刚性的,如法律、纪律;也有约定俗成、柔性的,如行规、乡规。老祖宗还传承下来不少做人的规矩,如本分、正直、诚信。规矩为人们所熟悉,却也常被一些人忘记。联想近日所读几篇短文,对规矩,不免又增加些新的体会。其一是民间故事:清末年间,江苏省句容县有个王记当铺,生意兴隆。后老当家去世,主母不能主持家业,便外聘一名袁     

教材改革不应“因噎废食”

正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打倒孔家店"没有那么容易,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提倡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无相通之处。不能因为传统文     

明朝“大礼议之争”问题研究

大礼议,又称"大礼议之争",是发生在是明代中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这场争论震惊朝野,卷入人物之多为历史罕见。这场争论围绕着新即位的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封号问题,朝廷上下分为两派:一派以弱冠之年的嘉靖帝为首,辅以中下级官员席书、张璁、桂萼等组成的"议礼派";另一派以三朝老臣首辅杨廷和为首,辅以乔宇、汪俊等阁臣和言官组成的"护礼派"。君臣关系如此激烈对峙对抗,这在皇权高度集中,相权逐渐衰微,大臣地位低下的明朝还是第一次出现。     

广州亚运会“志愿礼”的产生和应用

"志愿礼"应2010年广州亚运会而生、承中国礼仪传统文化而立,成为志愿者专属的标志性礼节。"志愿礼"体现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积极发展,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时代精神与时代气息的浓缩,也是中国文化品格的体现。"志愿礼"重视志愿者的精神收益和心理感受,符合了现代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志愿礼"的使用与推广,将会使社会对志愿服务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同时也会激发志愿者的荣誉感与认同感,必将为推动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独特贡献。同时,"志愿礼"作为广州亚运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载入志愿服务发展的史册,成为广州志愿服务事业上的里程碑。     

同春堂的大儒品德和礼学思想

宋浚吉(同春堂)是17世纪朝鲜李朝后期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诗礼传家的家庭,深受中华、中原文化的陶冶,遵循孔子的“仁者,人也”的宗旨,以“仁”为他人生哲学的核心,坚持“天理”,立足以民为本,以“济民”、“兴邦”、“利天下”为目的,体现“真儒之心”,对当时社会上“千怪百鬼”丑恶的人与事进行揭露,竭力树立“抗节奋义,杀身成仁”的真儒形象。同春堂“好学勤礼”,倾其毕生精力,对儒家礼文化从礼仪制度的损益演变,从礼与情、礼与法、礼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探究,致力于弘扬古代传统道德文明的精神。     

试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刑法将犯罪与刑罚,以及两者的关系明确加以规定,在司法中,法官依据刑法的规定进行定罪和量刑的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古代刑法中不乏光辉的“罪刑法定”思想之存在。它渊源于古代氏族习惯法中的“调处息讼”理念,并在成文法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罪刑法定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胚胎萌芽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     

行动的意义与规范的内涵

以中国哲学为背景，行动与做“事”相互关联，两者都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都需要规范的引导：没有规范的制约，行动和做“事”的过程往往会趋向盲目性、自发性，而行动本身也容易呈现负面性质。规范主要表现为当然，在理论上，当然与实然、必然彼此相关，但不能将当然等同于必然，一旦否定两者的差异，规范就容易衍化为强制性的原则。规范本身具有两重形态：作为目的的规范主要确定行动的方向，它制约着行为过程向何种目标发展；作为手段的规范则关涉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程序去实现行为的目的或达到行为的目标。作为目的性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范围古今中西而进退之”的性质。一方面，这一原则吸纳了仁道、“礼”等传统的规范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涵盖了近代以来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民主、自由观念，并将之融合于自身，在此前提下对此前的相关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扬弃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