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三)

三论:正视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道德发展变化,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建我们的道德家园(摘编)《正视道德问题加强道德建设——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一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的主观成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     

美国官员没“好日子”过

制度安排有效地消除了官员的光环和神秘性,其在位时的指示会得到尊重,但不会被人奉若神明,在这种环境下,官本位很难生长起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他1996年出版的《治理中国》一书的第一版中,就注意到了中国独特的官本位现象。他对英文读者说,由于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存在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所有的职务都与官僚等级相挂钩,例如一家医院、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都可以是不同级别的。根据一般定义,官本位是指根据官位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从事非政府官员职业的人     

我与广西精神研究

什么是精神？精神是与物质相对的概念,是指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心理状态的总称。具体地说,精神就是人们对理想目标的一种价值追求,是处于深层次相对稳定的心理活动支柱。     

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的厘定

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社会存在本体论,但他理解的社会存在和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从历史性和过程性两方面来界定社会存在。他所说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方法,二是指实践可以揭示一切社会存在,它是社会存在中本体性的东西。     

农民工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直接的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伴有心理因素的作用。农民工作为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特殊群体，其心理与情绪状况是社会运行的一面“镜子”，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群体对社会变革的主观感受情况。前不久，我们对河南省外出民工的心理与情绪状况进行专题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不仅是一个收入低下、生活贫困的群体，而且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制约因素，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弘扬社会主义的劳动美德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推动了由猿到人的进化，推动了社会进步。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     

民法的本体论思考——民法的存在与存在的民法

民法不仅是作为“用”的范畴的形而下的有形规则体系 ,它同时是作为“体”的范畴的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理念。作为民法的存在的市民社会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文章以市民社会为契入点 ,探讨了市民社会及市民社会—市民法 (民法 )—市民法学 (民法学 )的内在联系。进而从市民社会存在与市民社会思维着手 ,构建存在的民法的理念 ,即私法自治、权利神圣与进化理性 ,进而指出民法是自然法民法、实在法民法与社会法民法的统一     

法律专家共商治“冤”之策

我们的社会存在大量的冤案已是不争的事实,冤案的不断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是诸多深层次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加以解决.     

和谐社会中的刑事法制

和谐社会应该广开各种化解社会矛盾的渠道,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具有谦抑性,把刑罚的适用率降到最低。但目前,我国对刑法的化解矛盾功能过于依赖,或者说,当前社会存在一种泛刑罚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我国刑事立法非常频繁,1997刑法制定出来到现在不到10年间,已经大修了7次,出台了6个刑法修正案和1个单行条例,修改条文52个,修改内容主要是增加犯罪种类和提高法定刑。相比之下,日本刑法典1907年制定到现在只小修了10次,实现了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泛刑罚化还表现在立法者过多倚重重刑,尤其是死刑。1997刑法规定了413个罪名,死…     

中国立法步入平民时代

法,治国安邦之利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强调：＂社会存在良法,人们普遍遵守法律,方有法治社会。＂一语道破法治真谛,良法与守法习惯,不可或缺。法律不仅是写在纸上的,也应是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执法追上立法的步伐,不折不扣落实,法律才能在人们的心中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