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同居的法制思考

婚姻家庭形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解放，婚姻家庭形式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除去以往的传统婚姻形式之外，协议同居的情况愈发普遍，正不可回避地冲击着传统婚姻道德观念和既有调整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以深圳为例：一份社会学者对深圳市民所做的调查表明，64％的被调查对象对协议同居持肯定态度，其中，认为有了爱就可以同居的占22．8％，认为恋爱关系确定了就可以同居的占41．2％，对协议同居持否定态度的占36％。而据学者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我国对婚前性行为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分别有33．4％的男性被调查者和17．5％的女性被调查者承认在登记结婚前曾有过性生活。     

如何降低日光温室湿度

童工是指未满16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     

关于西方国家行政道德规范的反思

在西方国家，行政道德规范作为行政官员的行为规则，具有强制性。它在行政官员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行为指南、提升道德水平、行政决策道德化等功能。西方国家行政道德规范明确规定：禁止行政官员收、送礼物；禁止行政官员经商和不恰当兼职；严禁行政官员不恰当后就业；禁止行政官员偏袒徇私；禁止行政官员以公谋私。     

把服务当作追求——陕西省政府机关综合楼服务创新纪实

把服务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自觉意识，一种经常性行为，体现在保障工作的各个方面，任何时候都牢固树立服务光荣，服务也是生产力的理念……     

干部调研问题探讨综述

一、干部调研中存在的问题周鑫在《前进》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发表文章认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中的负性行为主要有六种表现：（１）带主观主义色彩的负性行为。一些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变成主观意愿的事，要么人马未动，评价先行、印象先行、经验先行，产生“首因负效应”；要么下车伊始，道听途说，乱作议论，轻下结论，产生“导游负效应”；要么对群众的意见各取所需，产生偏听偏信、主观臆断的“视偏负效应”。（２）带形式主义色彩的负性行为。有些领导者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只满足于做个样子给人看；犹如井中的皮球…     

对大学生性道德现状的分析

目前,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性道德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虽然它只是一部分学生的行为表现,但从中已反映出大学生性道德的缺失。这种现象不仅损害到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     

禁止双重危险探究

在刑事诉讼中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对制约司法权、保障刑事被告人免受重复追究是十分必要的。各国均将禁止双重危险作为限制重新起诉和重新审判的重要诉讼原则 ,我国应在立法中确立该原则和相关规则以制约刑事再审权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之证成

2013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有一明显趋势,即将行为人曾经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作为定罪情节,纳入犯罪成立与否的考量之中。对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学界多从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质"的差异,或者客观主义刑法观的角度出发予以否定。但是,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模式下,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以"量"的差异为主、质的差异为辅,行政违法性"量的累加"可以产生刑事违法性。"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综合考虑了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程度,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等定罪时应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利于弥补劳动教养废除后的制度空白,调整我国"结果本位"的刑法结构,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     

被颠倒的司法常识

司法常识一：“戴没戴避孕套”不决定有没有发生性行为 此案经媒体曝光后，有人戏谑道：“戴上了避孕套，男方被套了起来，双方的性器官便无从接触，何来性行为之说呢？”虽然，钟显聪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想佐证“非暴力、乃自愿”，绝大部分人也很清楚“用了避孕套也是发生性行为”，但也确实不排除有人会受到这句话的误导，相信所谓的“我国法律规定，要性器官直接接触才算发生了性关系”，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需要澄清。     

论《刑法修正案(九)》中的“从业禁止”制度——以证券犯罪为考察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从业禁止”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处分,其具有针对性、附属性、可择性、强制性、补充性等特点.就证券犯罪而言,基于自由刑存在诸多固有弊端,罚金刑的威慑力度不大,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性不强等司法困境,刑事“从业禁止”的设立和适用是必要的.而刑事“从业禁止”的设立,也适应了证券犯罪的职业性特点,补充了我国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创造了行刑关系准确衔接的条件,具有合理性.对于该制度立法上存在不周延的问题,可以从扩大适用对象范围,明确执行机关,建立与其相对应的复权制度,以及规范决定程序与救济方式等方面着手,在立法层面进一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