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

大学章程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及其现代大学制度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大学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大学章程的制定应该基于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原则。大学章程的具体制订应该由举办者委托大学草拟,在经过内部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法人代表签署后报举办者审批。其内容除了法定的绝对必须记载事项外,也应该明确记载部分相对必须记载的事项,以利于协调大学内、外部的关系。但大学章程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还取决于治理环境。     

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游祥斌在《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架构下，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由统治到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关系重建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有助于解释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重建中的问题。     

化解农民工“心理负担”：到时候了

1月4日，民政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农民工将和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法律等方面的社区服务，具有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据悉，这是国家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新年伊始的这一政策利好消息，应该是许多进城务工人员长期所期盼的。     

玉林东里二区社区:探索社区居民自治新路

听说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玉林东里二区社区党委组织成立的社区事务自管会,探索出了一条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新路。近日,记者来到了玉林东里二区社区进行实地探访。一走进玉林东里二区社区,就看到四栋高楼间,健身广场、科普长廊、温馨家园等服务设施错落其间,     

科技城建设中的社区自治——以绵阳市为例

根据国外经验,社区自治是科技城建设中的必备步骤,对科技城的建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首先介绍了社区自治中社区事务自治、社区教育自治、社区精神自治三个方面的内容。继而对科技城建设中社区自治工作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探析,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举措。     

法治中国图景中的集体劳动关系构建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劳动关系协调主要由四种机制构成.我国现行劳动关系机制表现为“强资本弱劳工十强政府弱社会”的失衡结构.就集体劳动关系的构建模式而言,上下结合的自协自洽型聚合了自上而下型及自下而上型的优势.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建构自协自洽型集体劳动关系,需增强工会的群众性、独立性以及培育主体的法治文化等.     

社会治理体系中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通过列举法律所禁止的事项或情形反向推导法律允许准入之事项或情形的制度,这项制度最初被用于外商投资的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深入,在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以沟通和协商为基础的自我治理趋势。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同"法无禁止则可行"的私法自治精神相契合,在社会治理中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赋予公民活动以广阔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简政放权的政治背景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能够弱化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它日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活动的分析

在社区这一公共协商空间中,居民可以集中公共性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从而推动社区公共问题的化解、社区居民意见与需求的表达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中的公共协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对话、交流甚至争论,直到达成共识,这种公共协商不仅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构成外部压力,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和调整。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基于奉贤区村居自治的实证研究

目前,以村居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成为中国的四大政治制度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基层群众自治资源短缺,加上村居行政化倾向,村居民自治难以有效推进。在这种背景下,重提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用好党组织的资源,通过创新基层党建理念,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丰富自治载体和完善决策机制,发展社会组织,培育自治骨干,扩大群众有序参与,以及注重资源整合,加大保障力度等措施,进一步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作用。     

劳动人权与法律规范下的劳动自治

劳动人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个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劳动权利。应当平等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人权,以体现劳动价值。在此法律规范下,劳动自治作为意思自治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反映,体现了劳动权的契约自由。应允许符合劳动伦理的劳动力自由交易行为。国家应在国际劳工标准基础上,建立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的劳动年龄制度,顾及未成年人和退休人员的劳动需求。法律对劳动权利应当保护性限制,而非限制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