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司法升级 服务国家金融战略 写在北京金融法院成立百日之际

北京金融法院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9号院。这里北望金融街,南抵规划建设中的丽泽金融商务区,辖区内汇聚着一系列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总部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机构。距离北京金融法院挂牌成立,已有百余日,这个中国最年轻法院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导读

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风险上升,国际安全治理存在诸多缺失,国际安全秩序受到考验和冲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唐永胜在本期特稿《在世界变局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中指出,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因势利导实现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强化底线思维积极争取战略主动,通过战略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以前瞻性引领更长远发展

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模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局,认清机遇和挑战,准确分析不利环境和有利条件,从而未雨绸缪,系统谋划,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浙江、贵州、吉林等地调研,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强调“突出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制定“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三重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鲜明的创新思维,同时也显现出宏富而博大的思维谱系。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生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析,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三重向度:从历史—现实、国内—国际的双重视域透视其战略高度;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透视其理论深度;从"最大公约数"与"最大同心圆"的视角透视其思维广度。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

智能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其既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信息生产主体的创变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信息内容分发的偏颇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信息情境沉浸的过度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媒体传播格局的失衡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提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构筑强大的意识形态联盟;优化算法推荐技术,调治社会公众的信息食谱;加强平台内容建设,提供主流导向的信息内容;加快主流媒体发展,构建弘扬主流价值的传播体系。     

南渡乌江

七十年前,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征服了人迹罕至、鸟兽绝临的雪山蛮野,粉碎了力量数十倍于己的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创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本刊将陆续发表以长征亲历者为主的回忆、纪念文章,以志怀想。本期所编发的几篇回忆文章原刊载于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军区内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汇集》,其中既有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致使红军被迫长征的憎恶鞭挞,也有对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讴歌赞美。这些长征亲历者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通过他们的口述,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个艰苦岁月的永恒印痕,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对我们今人的启示与鼓舞。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

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其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九大类:支付结算类中间业务,银行卡业务,代理类中间业务,担保类中间业务,承诺类中间业务,交易类中间业务,基金托管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其他类中间业务.中间业务大多属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交叉经营的领域,随着金融电子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国外商业银行依靠存贷利益的经营收入大大降低,中间业务成为商业银行的支柱业务,中间业务收益占全部收益比重达到30%-70%.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 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