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犯罪预防守望相助制度探析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开始实行并逐步扩大社区警务工作,在社区的犯罪预防方面实行了一种新型的工作制度,即社区犯罪预防守望相助制度。其目的:一是使警务工作进一步向社区和居民倾斜,二是充分发挥居民在社区犯罪预防方面的作用。该制度已经在美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在理念与目标、组织架构、运行程序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为维护美国的社区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分析美国实行社区犯罪预防守望相助制度的背景、基本理念、原则、项目构架以及该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对我国的社区警务工作,特别是群众性治安组织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如何让撸起袖子的干部放开膀子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其中,“实干”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殷殷期望,同时也饱含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议大事、干大事,坚决干、抓紧干、同心干的坚强决心、坚定信心。一时间,“撸起袖子加油干”燃遍了全国,广为传播。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军事关系历来是中美关系中重要而又脆弱的一环。妥善处理和稳步推进中美军事关系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同时也有助于向外传达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乐于担负大国责任的意愿,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本文根据目前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现状,分析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建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女总理默克尔2005年11月30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它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具有了独立地位。本文主要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系统阐释默克尔政府对外关系的特点。     

白求恩在灵丘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初期,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帮助抗日.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在灵丘抗日前线就工作了近三个月.     

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积极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反对"左"倾路线 王稼祥从1925年到1930年2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学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哈马斯执政必须破解的三道难题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大选中胜出,引发了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一场政治大地震。对哈马斯来说,取得选举胜利后的局面并非一片光明,而是荆棘丛生,执政之路任重而道远。其中消除派系矛盾、渡过财政危机难关、改善外交环境是其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其必须破解的三道难题。难题之一:如何消除派系矛盾。如何消除派系矛盾,与各派别特别是法塔赫团结一致,是哈马斯巩固执政地位的政治前提。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宣告了法塔赫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从此开始走向多元化时代。哈马斯通过社会福利项目聚拢了人气,在…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