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     

“口岸”专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经过两年半的田野调查,《中国边境口岸志资料收集与整理研究》项目已完成了99个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普查工作。目前南方口岸研究人员进入蹲点阶段,北方口岸则在整理田野资料和收集口岸年鉴资料,等待冰雪融化后再蹲点调查。本栏目文章即是口岸普查和蹲点后的成果体现。作者们分别从口岸基本概念、边境口岸特点和周边国家边防教育入手,分析口岸在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本栏目作者认为:口岸是双方或多方国家在边境区域或境内交通枢纽区域设立的供人货通行的官方通道。     

“全球发展倡议”与中非发展合作

全球发展格局面临发展知识、发展关系、发展体制整体重构的趋向。基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全球发展倡议”丰富了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份“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在非洲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中非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在发展领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中非之间的合作也具有鲜明的发展取向,中国将促进非洲地区的长远发展与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密切结合在一起。倡议聚焦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发展挑战,八大重点领域在中非关系中都有体现。在疫情冲击下,非洲的发展问题尖锐,这对中国和倡议本身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道路通行条件优化制度的建立

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为履行好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必须将义务融会在道路通行条件安全隐患信息反馈、非交通性活动交通安全影响评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设施优化、道路通行信息透明化四个制度之中,通过良好的运转机制,让履行义务成为一种日常的工作行为和规范化的工作过程,进而才能从优化道路通行条件这一层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质量。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

在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消费者与经营者往往各执一词,而不同法院的判决标准也不统一。如何将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具体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判决文书对各级法院的审判有指导及参考作用,因此可以在把握立法基准的前提下,通过对刊载于公报上的案例的研究,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确立合理的边界。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前景

从安倍晋三二度当选首相到菅义伟执政的近十年间,日本将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作为深化同东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和积极主动的举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既反映了它谋取地区海洋利益实现海洋国家目标的内在战略需求,也是遏制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强的海洋影响力这一"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印太战略设想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国家战略地位这一地缘层面的考量。由于受到自身"大国平衡战略"的制约、"选边站位困境"及中国新安全观的影响,东盟国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对日本的相关举措表现出一味迎合的态度,这也使得未来双方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