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防控重大疫情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重大疫情,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防控化解工作,为维护人民健康福祉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70多年来,党和国家积累了有关防控重大疫情的丰富经验,即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核心位置,必须形成对重大疫情的科学认知,必须高度重视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和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深化国际合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安全挑战,党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已彰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以史为鉴,当前必须进一步推进舆论引导机制、疫情上报机制、卫生保障机制、监督问责机制和协同参与机制的发展完善,以确保党和国家防控重大疫情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调查 ——以江西一所高级中学为例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对疫情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比较疫情前后的青少年心理状况变化.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4263名学生中,疫情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为44.9％,其中学习压力最为突出.性别和年级在心理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女生、高二学生在疫情下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与疫情发生前对比,疫情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P<0.001),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抑郁和焦虑问题变化较明显.对此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加强疫情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防护.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卫生防疫的历史经验

疫病的流行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大威胁,抗日战争时期,疫病不仅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也威胁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不仅在疫病防控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同时也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当下,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回顾和总结抗日根据地的防疫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对...     

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半套式PCR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根据1型胸膜肺炎放线杆菌apx Ⅳ A基因3'端序列设计3条引物,建立了检测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APP)的半套式PCR方法.筛选了该方法的最佳反应条件,并采用该方法进行临诊检测,比较了不同处理临床样品的检测结果.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检测出所有供试血清型APP,不能从猪上呼吸道常见细菌基因组DNA中扩增出条带,特异性好;最低DNA检出量为16.5 fg,其灵敏性是常规PCR方法的1 000倍;重复性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稳定可靠.应用半套式PCR方法检测临床样品,检出率显著高于细菌分离鉴定;样品保存方法和核酸抽提方法能影响阳性样品的检出率.     

猪肺炎霉形体p52基因重组腺病毒的构建及其免疫特性

为构建携带猪肺炎霉形体(Mycoplasma hyopneumoniae,Mhp)p52基因的重组腺病毒,从Mhp J株扩增p52基因,克隆到穿梭载体pShuttle-CMV中,经Pine Ⅰ线性化后,电转化入BJ5183菌内,与其含有的骨架载体pAdEasy-1同源重组,再与脂质体混合转染AD-293细胞,包装成完整的腺病毒,经RT-PCR、间接免疫荧光鉴定后扩增,收集病毒液,免疫BALB/c小鼠,并分析了体液免疫、黏膜免疫和细胞免疫效果.结果表明,重组质粒pShuttle-CMV-P52插入片段为1 202 bp;同源重组成功;重组腺病毒可以正确表达目的蛋白,效价达1×106TCID50/mL.重组病毒经肌肉注射和滴鼻均可诱导小鼠产生血清和肺匀浆液特异性IgG、SIgA,但不能诱导特异的淋巴细胞增殖.证实,成功构建了表达p52基因的重组腺病毒,该病毒可诱发小鼠产生特异的体液免疫和黏膜免疫,但不产生细胞免疫应答.     

放线杆菌外膜蛋白酵母双杂交诱饵质粒的构建及自激活与毒性检测

为了筛选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外膜蛋白在肺泡上皮细胞上的作用受体,应用酵母双杂交技术构建诱饵质粒载体pGBKT7-omp(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外膜蛋白),从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提取基因组DNA,用PCR方法获得omp,克隆于pGBKT7载体上,进行酶切鉴定及序列分析,并检测pGBKT7-omp在酵母双杂交系统中的自激活和毒性作用。结果表明,成功构建了诱饵质粒载体pGBKT7-omp,并证明其在酵母双杂交系统中无自激活及毒性作用。表明pGBKT7-omp可应用在酵母双杂交系统中,用于寻找猪肺泡上皮细胞cDNA文库中与omp相互作用的蛋白质。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提升中俄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

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提升中俄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响应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可以显著推动两国贸易合作和经济往来。中俄两国贸易往来存在政府政策与法律制度多变、口岸与基础设施欠缺、海关与边境管理手续复杂、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使贸易便利化机制难以形成,不利于展现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挑战时的有效影响。未来,中俄两国可在政治互信水平、"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机制、智慧物流平台、跨境电子支付等方面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我国与美国新冠疫情吹哨人制度的比较与完善

吹哨人制度自此次新冠疫情以来才逐渐得到大众关注,正式成为公共卫生法研究的对象,之前多用于公共利益受损的领域。首先对吹哨人制度的优势和弊端进行分析,然后以美国新冠疫情中吹哨人制度为基础,探讨了该国吹哨人制度在新冠疫情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资借鉴之处。进而在对美国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不断确立我国吹哨人制度的主要目标、明确该制度的法律特征、完善制度的可奖励性和司法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