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时期的身体意识——一个现象学的分析

身体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维度,与其他维度同处于一种和谐关系之中,因而通常是隐而不显的。但是当人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身体就会在意识中凸显出来,成为意识的焦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与世界其他维度的关系都会发生改变。自我通过身体感知到其他在世之物并与世界发生源初的关联。疫情期间的身体遭受到无时不在的威胁,人的世界也仿佛被改变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每一个人都具有潜在的被感染的风险,故而人们不能够再栖息于忽略自我的身体而专心从事生活计划的状态之中。疫情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重新思考健康之于幸福生活的意义。自我意识首先感知到的是主体的意识,而对于他人,我们则首先与他们的身体在世间相遇。就这个意义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得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健康并真切地感受自己与其他人命运相连。     

公共健康危机的知识产权法应对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促进与阻碍双重关系,在权利层面可以类型化为承认、冲突与合作三种形态。传统观点或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是承认关系,主张不得以公共健康权为由限制知识产权;或者认为二者是冲突关系,继而提出反药品专利模式、强制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豁免模式三种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只能治标。中国应辩证看待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采用标本兼治型方案,构建体系化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科学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依此,既可回应知识产权正当性危机,也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方案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底色,以治标为先、治本为要为基本思路;对之可从理论基础、制度根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予以完善。     

法医学科体系重构与“全健康”社会治理——新冠疫情背景下法医学科体系重构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法医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尸检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新冠肺炎的诊疗和减少恐慌、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侦察兵”作用.但我国法医学科体系也存在问题,专业设置、教育培训和鉴定管理体系存在不合理的现状和困境.后疫情时代,随着法制社会发展、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需求,法医学科也面临挑战和发展机...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斗争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之下,美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疫情冲击下人权危机的必然暴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削弱了国家疫情应对中的治理效能,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消解了团结一致抗击疫情的凝聚力.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美共也积极开展斗争实践,揭露共和党疫情...     

基于公安法医视角的新型冠状病毒Delta变异株广州疫情特点及网格化人群管理

目的 基于公安法医视角,对新型冠状病毒Delta变异株在我国首次传播的疫情进行分析,探讨其流行传播特点、影响因素及流行病学调查经验,为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引发的疫情防控提供借鉴.方法 基于公安法医参与流行病学调查一线工作获得的信息,对新型冠状病毒Delta变异株引发的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     

贵州某猪场胸膜肺炎放线杆菌血清5型的分离鉴定

2020年11月贵州毕节某猪场一头经产母猪突然发病死亡,为鉴定导致其发病死亡的致病菌,试验无菌采取病死猪病变肺组织,通过细菌分离培养、染色镜检、生化试验、16S rRNAPCR扩增等方法进行鉴定,并对分离菌进行药敏试验、血清型鉴定、毒素基因鉴定、耐药基因检测及毒力试验.结果显示,从病变肺中分离到1株病原菌,分离菌的菌落...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 ——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政府干预下重大传染疾病扩散仿真研究

目的:探求在政府干预下重大传染疾病的传播机制.方法:通过使用系统仿真动力学,模拟在不同防控力度下病毒传播路径及扩散程度,具体分析政府防控与个人流动对于疾病传播的影响.结果:从政府防控角度看,如果仅仅采取防控措施具有一定的延迟效果,在初期的效果并不明显;从个人流动角度看,能够在短时间内起到良好的效果;如果同时采取两种防控...     

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美国对华“脱钩”战略与应对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特朗普政府急于转移国内矛盾和施政压力,是美国加速对华"脱钩"的直接原因。美国加速对华"脱钩"表现为借助抗击疫情的"污名化"推动对华"信息战"升级、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加速对华投资"脱钩"、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加速对华科技"脱钩",以及酝酿和实施旨在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的制裁措施。中国崛起与美国基于单极思维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的内在冲突,是美国急于通过"脱钩"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