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构成及特征

在经历了多次公共卫生事件后,韩国形成以统筹协调、法律保障、预警应对、应急救治、信息管理、物资保障、宣教引导、国际合作等机制为主体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在最大限度保障经济社会运转正常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有效应对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为国际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     

AIDS合并肺部真菌感染致死法医学鉴定2例

<正>1案例资料1.1案例11.1.1简要案情朱某，男，33岁。因感冒后“气促”一周于8月6日在门诊进行输液治疗，未见好转后于8月11日至某医院，新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血常规示：白细胞13.82×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率80.7%。CT示弥漫性磨玻璃样高密度灶，边缘模糊，双肺间隔稍增厚，夹杂少许小片状阴影。初步诊断：双肺弥漫性间质性病变并感染，建议进一步检查。当日在宾馆内死亡。     

小儿肺炎喘嗽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

对小儿肺炎喘嗽的治疗中西医各有优势,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治疗该病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中西医结合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中西医学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不能违背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证"论"病"是治疗肺炎喘嗽的基础,中西医应合分并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优势互补,科学有效地指导治疗肺炎喘嗽的临床实践.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     

新冠肺炎合并急性脑梗死的尸体影像学检查1例

<正>本文报道了现代尸体影像学方法（PMCT和PMCTA）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合并急性脑梗死亡1例。本例研究表明，现代尸体影像学方法对于脑血管病变检查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建议作为新冠肺炎相关神经系统损伤死亡案例检查的常规方法。1案例资料1.1简要案情某男，52岁，既往体健。2023年1月某日，感染新冠肺炎后被人发现死于出租屋内。由于家属拒绝尸体解剖，为查明死亡原因，在尸表检查后对其进行了全身高分辨率尸体计算机断层扫描（Postmortem Computed Tomography,PMCT）和尸体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Postmortem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PMCTA）。     

唐朝防疫法制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较分析

著名的瑞典病理学家韩森有句名言“人的历史，即疾病的历史”。疫疾作为一个群体性多发病症，它的形成和传播始终与人类文明发展伴随而行，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历史中，疫疾如同一个“常客”,总是不期而至，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产生重大破坏，并间接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病已成为中国当前防治体制、管理能力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反应出我国完善防疫制度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迫切需求。通过归纳研究大量史料，对唐朝统治者对抗瘟疫所采取的法制措施进行整理，与我国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们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启示和借鉴。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项目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北大核心

东南亚国家是亚投行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也是该机构主要的投资对象。亚投行在东南亚的项目投资情况需要获得更高的学术关注度和更深入的研究,其演进历程及成因需要重点分析。总体来看,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虽然在数量上不是特别突出,但项目的部门分布等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016—2022年间,亚投行对东南亚项目投资的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年度批准项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二是国别分布不均且在印尼投资数量最多,三是项目所属部门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经历了由“以基建融资为主”到“重视危机援助”的演变。国际制度竞争研究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疫情暴发前,基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错位竞争”的逻辑,亚投行对东南亚的项目投资高度集中在基建领域;疫情暴发后,考虑到亚投行在东南亚基建项目遇到的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亚投行因势利导,对该地区的项目投资暂时转向危机援助。上述转变展现了亚投行的制度韧性和灵活性。     

“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模式发展及法律问题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和新冠疫情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中医药”的作用日益凸显，不断完善我国政策及法律法规对该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我国“互联网+中医药”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如中药材质量、人员监管、个人信息及互联网医疗的局限等。因此，探讨通过推行国家中医药质量标准、多方协同的监管机制、阶梯式个人信息保护以及互联网诊疗范围的拓宽等方式，为借助互联网优化配置中医药资源及完善和健全国家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6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