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法制改革与取法大陆法系的原因探析

选取哪个国家的法律作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取向,经历了一个由懵懂到自觉的过程。晚清法制取法大陆法系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唯一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选择。中国法制若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社情。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从冲撞到磨合再走向飞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考察.第一阶段是所谓八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通过政商关系的运作,逐步打开中国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九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发展是国家与市场相互磨合,形成稳定的政商互动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发展走向全新飞跃的阶段.展望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政商关系变革,再落实一轮政府主导的发展方略,创造比二战后东亚奇迹更大规模、超越世人想象的中国奇迹.     

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在北魏刘辉殴主伤胎案的司法过程中,灵太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曾试图干涉本案的司法运作,提出从重处罚刘辉、容妃、慧猛及其兄长等五名当事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太后为提高本阶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灵太后为女性群体所作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其背后因素是复杂的:既在于法律儒家化所呼应的是北魏的政治制度特征与汉化需要,也与鲜卑女性传统的演变有所关联。另外,导致这出皇室婚姻悲剧的原因,除了妇女史学者所强调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倾向,与家庭史所关注的家庭成员角色塑造、夫妻二人的脾气秉性均有关联。这提醒我们,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案件时,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传统法制中的制度性盲点,也需要规避女尊男卑的潜在倾向。我们所追求的良法之治,不应当是绝对对抗的性别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怎样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范式,尚需摸索。     

六世班禅来京与香山昭庙的建造

香山是皇家园林的荟萃之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作为西山文化带的核心区域,香山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清代中期,六世班禅来京与昭庙的建造,即是其中的典范。六世班禅来京朝觐的历史背景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以为清高宗庆祝七十大寿的名义,率西藏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的高僧以及随从两千多人,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启程,历经一万两千多里的艰辛跋涉,于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承德行宫。九月初二日,又在皇六子永瑢陪同下抵达北京。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京朝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水遥山远谩相思——忆我的爷爷裴鸿汉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又是一年清明日,让我想起如仍健在已达百余岁的您——我的爷爷裴鸿汉。1919年9月,您出生于河南省延津县。您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时候,家道中落,为了能够有所发展,您只能走出家乡。裴氏家族有耕读传家的家风,您就准备传承读书这一方面了。长兄如父,您的大哥在陇海铁路工作,是陇海铁路调度股长,可以说手握实权,为您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您的人生之路。     

打破“孤岛” 共享数据盛宴

2月26日,新加坡斐瑞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高难度手术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与此同时,通过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超高清手术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几千公里外的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协同服务中心。     

晚清商人三种境界

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这三个晚清商人,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当,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又大异其趣,恰恰代表了不同的商人境界。张謇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但张謇却选择"下海"办实业。张謇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独立诉求。他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     

柴进的铁券：条约立宪主义学说及其挫折

条约本是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但据说也能发挥宪制作用甚至成为宪法渊源,这是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肯綮。通过对四国五个案例和中英两大宪法学传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产生虽然有其特定的法制、认识论和政治条件,着力勾画为“条约”所保护的“历史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世界,但站在实定法的立场上评断,条约立宪主义所重视的“条约”并不具有凌驾性,它们并非所在宪制的组成部分。对古老“条约”的重新发现,乐观地说是重奏一曲法制史学的悠扬挽歌,悲观地说只是效果堪虞的政治活动,就好像《水浒传》中柴进要祭出祖传“丹书铁券”来对抗朝廷差遣。     

晚清革命党人暗杀对象为何多为“开明大臣＂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