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盟贸易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阐述了加强广东与东盟贸易、投资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从广东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的视角,分析了广东与东盟在贸易、投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据此提出构建广东-东盟贸易投资综合平台的设想,论证构建该平台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促进平台建设的相应政策建议.     

亚洲开发银行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活跃,并形成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组织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有成效的一个.本文试图探究亚行在湄公河区域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与挑战.     

俄罗斯大事记

(2009年3-4月)3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表示计划在综合考虑生产国、消费国和运输国利益的基础上拟定新《能源宪章》(Energy Charter)。     

从中国与新西兰《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看国际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全球地区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中附带劳工标准的协议内容在逐渐增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反对将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但在中国与新西兰2008年4月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却附加了<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由此表明中国在面对人世后市场经济地位、劳工权益保护等问题都不可能避开劳工标准的问题,寻找共同的基点和解决方案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陕西国际科技合作的法律保障体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背景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科技合作交流,不仅要促进沿线各国在经济技术上的互惠共通,更要在制度建设上为"一带一路"提供中国方案。以立法体系、行政执法体系、司法体系、法律服务体系为内容的法律保障体系是"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考察和评价陕西开展"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法制保障体系实践基础上,从创新立法格局、加强行政执法、深化司法改革、提升法律服务等方面提出优化陕西开展"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法律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协力推动沿线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国际关系角色理论视角下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探析

"角色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界分析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范式。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变量主要是基于国家角色定位基础之上的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本文通过考察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角色定位,分别分析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层次影响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决策中角色身份与角色预期的变化。在国内政治层面,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身份的主要是其决策参与者,包括俄罗斯总统、中央官僚机构、大型国有能源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在国际政治层面,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角色预期的主要是俄罗斯与中国能源对话机制、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结构的认知以及与西方能源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范式总结了俄罗斯对中国能源外交的决策逻辑并将中俄近年来能源合作取得突破作为案例分析了这一决策逻辑的影响。     

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建构依据、基本框架与发展趋势

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已经超越经典战略稳定性,向着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演化。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客观需要。彼此战略竞争加剧给中美之间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在美国提高核力量于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核武器重新作为霸权工具的背景下,中美战略稳定性面临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减弱,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中美之间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为建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框架包括建立在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双方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战略互信、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等四根支柱,其中以非均势核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性为核心支柱。虽然中美战略互信存在短板,但随着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进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继续维持和双方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成熟和完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关系将不断巩固。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