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的理论逻辑和要点分析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以相关性为一条逻辑主线,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作为证明过程的两端,按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阶段,遵循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价值,构建了一个在三大诉讼领域通用的证据规则体系.本文对这个证据规则的理论逻辑作了重点论述,并对相关性、证据法的若干原则,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基本要求,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探究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增多,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准确界定,分析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工作原则,准确把握好预防和处置工作的时机,不断提高群众工作、依法处置、指挥协调和开拓创新的能力。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从传统研究方式上,语言语义的准确性通常是研究者们极力追求的。然而人们在语言的实际交际过程中,准确的语言并不能保证准确的语用功能或表达出真正的交际目的。实际上．常被人们忽略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必不可少的特性。在交际过程中如果能很好地应用语言的模糊性将会给交际带来成功。因此,笔者将从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观等方面来分析模糊语言在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风险回应型生态环境法典：科学不确定下的预防原则表达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构造提供了契机。生态环境风险的泛化趋势,使得以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损害预防环境治理取向面临转向选择。国家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预防原则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导致学界针对风险预防内涵的差异性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现已进入立法论阶段,需对科学不确定下的环境风险做出必要回应：在总则中确立包容性的风险预防原则;通过重构环境法律关系,在“权力—职责”“权利—义务”立体结构的指引下,在分则中以“主体+义务+责任”的方式构建风险因应制度,形成体系化的动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     

两难之间的平衡：中央苏区土地税的演化

土地革命初期,各地苏维埃政府各定名义,各定税率。红军经常处于游击状态,打土豪代替税收,成为筹措党政军各项经费的临时性举措。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开始统一财政,建立税收制度,代替打土豪政策。中共在征税实践中运用兼顾原则和阶级原则,税收优惠政策无疑会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一些让与,革命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很难做到既能提高民众福祉,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32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军事“围剿”,中央政府降低起征点,提高税率,缩小免税范围,民众的税负增加了,可与革命前相比,农民的负担还不算重。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土地税征收、公债发行和借谷运动三者叠加,虽然民众承担较重的税负,但各地税收工作的开展,解决了红军和政府的经费来源问题,保卫了红色武装政权。     

校外培训立法的三个基础问题

“双减”政策为乱象丛生的校外培训市场降温,但只是权宜之策。面对校外培训的种种乱象,依法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下校外培训监管存在调整对象不周延、监管对象不明确、部门监管权限交叉等问题。为促进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良性发展,需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将校外培训纳入法治化框架。立法涉及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分别是：厘清校外培训的边界,明确立法的调整对象;框定校外培训监管的基本原则,明确相关主体的行为准则;构建全链条监管制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