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留学苏俄始末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王朝没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革命年代，他刻苦求学，崇尚革命，探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刘少奇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回忆这段人生经历时说：那时我很年轻。对列宁创立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极其崇敬，“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全人类、同样也给了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感召，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从长期的摸索中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     

构成要件之争:一种知识论的分析进路——读陈兴良先生力作《刑法知识论》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何去何从?刑法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陈兴良教授从刑法知识论的角度,在梳理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后,以担当的精神审视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给出了一种知识论的解释进路:实现我国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中国刑法的现代品格、知识追求、学术使命——德日犯罪构成体系的引进与改造便由此展开。     

列宁的农村建设总体布局思想

列宁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其农村建设的总体布局思想主要包括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建设思想,以维护农民民主权利为核心的农村政治建设思想,以及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核心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     

宋庆龄的国民革命之路

宋庆龄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她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和现代化事业、妇女解放事业、世界和平事业等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的国民革命生涯可以看出,她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宋庆龄在国民革命时期,虽然代表的党派立场与共产党不同,但她坚持的孙中山所设想的新中国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之间有着契合。她从陪伴孙中山走过最后十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的粮食工作思想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关于粮食工作的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非常时期工作特殊性出发而形成的思想:即以农民在交售余粮过程中的态度作为划分敌友的界限,成立工人武装检查队参与征粮工作,对于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统一的、平均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包括: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实行依靠贫农和团结中农的政策,工人政权要尽可能地照顾农民的利益。研究列宁在苏俄非常时期的粮食工作思想,对于我国搞好粮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知识的主轴,因此,犯罪论体系的去苏俄化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之关键所在。苏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存在以皮昂特可夫斯基为首的教科书派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反教科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苏俄化,主要是受到苏俄教科书派的影响。对苏俄犯罪论体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性思考:一是分则与总则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分则性思维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总则性思维的对立;二是违法与责任的关系,这里存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规范论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存在论的区别;三是出罪与入罪的关系,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出罪与入罪经过三重审查: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将那些不具备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删除。在违法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予以排除。在有责性阶层,将那些虽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的行为予以删除。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中,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因此每一个阶层的判断都是独立的判断。尤其是在违法性和有责性中,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予以排除,在入罪过程中实现出罪功能。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正面的犯罪成立条件,把正当防卫等出罪条件置于犯罪论体系之外,因而具有功能上的缺陷。     

“苏俄”、共产国际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指导与指示。其中,既有促使中共制定包含反帝废约目标的革命纲领,在反帝废约斗争中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的积极成果,也有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指示中共发起"左"的全面的反帝废约运动,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的消极影响。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逐步调整反帝废约策略,确立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的政策。     

国际联盟与俄国难民的遣返尝试

根据1922年7月的南森—苏俄遣返计划,少量俄国难民在国际联盟难民机构监督下从保加利亚遣返回苏俄,这是历史上以国际组织调停的形式组织难民遣返的首次尝试。各方对于难民遣返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遣返性质及难民回国后的安全等问题的争论贯穿遣返计划始终。由于政治因素对难民问题的干扰,南森—苏俄遣返计划以失败告终。它对后来处理难民问题的国际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试论1917-1924年间的中东铁路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成为中国、苏俄及列强关注的重要问题。从1917年到1924年中苏建交,中国北京政府积极努力,试图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因其受制于列强,错失了良机。苏俄从其利益出发,先是宣布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继而将路区划入远东共和国的疆界,后与中国议定由中国备款赎回路权。美、日、英、法等国基于中东铁路的重要地理及战略位置,纷纷参与争夺,干涉中苏交涉,使得中东铁路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瞿秋白与共产主义结缘

一九一二年，翟秋白第一次去苏俄采访。当时正值十月革命四周年，他到工厂参加纪念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