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金山诗的禅宗因缘

苏轼漫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及金山寺写下了十几首以金山为名的诗歌。苏轼金山诗连绵贯穿在其一生坎坷经历之中,诗中深切表达了与金山寺僧侣们的深厚情谊,着力描绘了金山佛寺内外幽静高妙的风景,抒发了深刻的禅理妙趣,成为后人综合研究苏轼丰富的禅宗思想及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     

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中）——苏轼的人生理念和从政实践的再认识

然而作为新宰相的王安石似乎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进策”时．就认为与其“学术素异”的苏轼一旦大用就会防碍变法。所以从苏轼还京伊始就没有丝毫争取他重用他的意思。相反地将这位有着制科三等并当过一任地方官光荣履历的苏轼。安置于直使馆判官告院闲职，并在后来屡次打消神宗起用苏轼的动议。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苏后来交恶、敌意首先发自王安石一方。可以说．王安石基于苏轼的资格声望和学术见解．为了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而有意抑制苏轼在政治上的发展，按宋人钱世昭的说法，是忌“子赡为宰相耳”。倒是司马光在努力地为苏轼争回这份公道．在神宗面前多次推荐苏轼未果。相形之下．其秉性的公正显得更值得信赖。从另一个角度看司马光举荐苏轼未必出于拉拢之目的．王安石为自己制造政敌确是事实。     

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

中国诗画理论历来存在着诗评与画评标准的不一致性,但中国诗画理论又在美学精神上达到了对诗画共同艺术本质揭示的高度.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就是对中国诗画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的一次高度总结和归纳.在苏轼的这个命题中,前者揭示了中国传统诗歌追求"画境"的形下取向,而后者则揭示了中国传统绘画追求"诗意"的形上取向.中国诗画理论特别是苏轼诗画命题与中国哲学道器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哲学道器观为中国诗画理论提供了哲学背景和言说语境.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     

毛泽东眼中的“第一奇文”

毛泽东读《新唐书·马周传》时，在马用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写给唐太宗的一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评点：“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在这里，毛泽东指斥宋朝苏轼等人的文章为“纸上空谈”，而把马周的一篇奏折盛赞为贾谊写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之后“第一奇文”。马周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值得一代伟人毛泽东如此推重呢?     

苏轼创立新词派诸因素散论

苏轼创立“豪放”词派,在词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从前代词人的艺术成就,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个人的艺术素养和创作个性等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新词派的影响,论述了创立新词派的主、客观因素。     

“苏辛”二人词风不同之根源——浅议思想性格和创作手法之不同

文学史上常将苏轼与辛弃疾二人的词并提,二者也确有相似之处,如都打破了婉约的一统格局。苏轼开拓了豪放词风;辛弃疾独创"稼轩体",确立了豪放派。但二人也有明显的同中之异。仅从苏轼和辛弃疾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创作手法方面来浅做探讨。     

因法便民 为民自重——苏轼人本法律理念的现代解读

苏轼作为旷世奇才,其思想壮浪纵恣于儒、佛、道三家之间,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以儒学"济世爱民"的民本思想为基点,提出诸多"恤狱慎刑"的良策;他时刻关注民命,突破刑罚万能论的思维模式,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他时刻关注民生,突破"重义轻利"的传统说教,提出义利并重、先富后教.这些充分地显现了他"为民自重"的人本精神及其明德亲民的人格魅力.     

苏轼的流放岁月：人生如手肘中，能屈能伸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山东密州（今诸城，宋时辖胶西、高密、安丘、诸城、莒县五县）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穷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很低。这与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不啻天壤之别。正如苏轼在《超然台记》一文中所写：     

古代清官拒贿绝招

古时候,尤其是封建社会,贪污腐败盛行,官场黑暗,大多数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收受贿赂,捞取个人好处。但也有个别官员,出污泥而不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然掌握一定权力,但他们不滥用权、不贪污、不受贿,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称为清官。当然,这些清官不受贿,并不代表没有人来行贿,为了拒绝贿赂,他们想出许多招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