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诞生——《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解读

古代西亚地区的《乌尔纳姆法典》对民事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表述。它既代表了古代西亚地区最早法律文明的昌盛水平,也成为探究民法起源时的首要环节。因此,对《乌尔纳姆法典》颁布之前苏美尔城邦的经济交往关系、《乌尔纳姆法典》的民事规范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劳动法与民法关系新论

《民法典》的颁布对劳动法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掩盖了民法本身的困境.实际上,民法早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传统民法平等主体假设的坍塌和私法自治原则的动摇.劳动法也已陷入困境,突出表现在与民法关系模糊、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脱节.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法与民法的概念及其关系,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概念分析细化劳...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孕育了自媒体的产生,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兴的自媒体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方式,即由传播者指向受众者这一单向的传播渠道.自媒体的传播途径一改以往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而是由个体受众者通过网络传播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再经由互联网传播到个体受众者.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满足了人民想倾诉与...     

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日益增多,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以查明事实是该类纠纷解决的关键。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多重规定,不同的法官因主观认识上的差异而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导致同类案件往往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彰显。本文从民间借贷纠纷的定义、特征,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相关概念入手,分析民间借贷纠纷中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难点,从而为完善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提出相关对策,以供参考。     

从《郑氏规范》看荣辱观教育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表达了国人的共同心愿,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尚荣知耻、扬善弃恶,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以孝义治家而闻名的郑氏宗族,又称郑氏义门,世代相传的《郑氏规范》,用朴素的语言把道德理论提炼成家族日常行为规范,集中体现了孝义、和睦、中庸等儒家大同思想,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这其中承载的厚重文化积淀,许多内容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积…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家庭"的时空演化:工业社会转型下家庭转变的历史解读

家庭转变是21世纪初社会所面临许多重要问题中的一个争议焦点.在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共同迈入老龄社会的背景下,家庭往往成为所有社会制度改革的核心,对它的认识和意义的探究至关重要.研究以家庭的概念化建构和现代家庭转变的多样化现实为依据,从制度结构、婚姻、亲密关系等多个角度,就工业社会转型中家庭形式的历时转变进行表征描述与趋势分...     

国家赔偿中民法规范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121条起初承担着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功能。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后,其分别构成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规范和补充规范。民法规范在国家赔偿中仍然具有适用价值和空间。在赔偿范围上,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行政登记致害赔偿和瑕疵行政行为致害赔偿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全案适用民法规范;在责任分配上,法院通过适用侵权法上减轻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规则,划定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在时效上,《国家赔偿法》与《民法总则》的差异为民法规范提供了适用空间。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分析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宪权行使的标志,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不应以绝对主权为根据,制宪权的相对化及自然法的人权价值构成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法理基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就效力范围而言,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直接作用于公权力（主要是立法权）而非私权利,由此私法自治的必要空间得以保留;而且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对后代并不当然具有“前在”或“先定”的效力,但可默示推定。     

原告资格判断框架的延续与优化——“黄陆军案”新解

主流学界将“黄陆军案”看作司法适用“保护规范理论”的先兆,这一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未关注到该案与此前司法判断思路的关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司法上客观形成了以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为构成要件、以“行政侵害”为核心的判断框架。考察行政审判案例评析意见中的论证并对照此前的判断框架,发现该案延续了原来的判断框架。该案表明我国原有的“行政侵害”判断框架通过发展也可具备与“保护规范理论”相似的判断内容,考虑到更换解释论的弊端,可通过延续原判断框架并优化其内容的方式回应解释需求,而将解释论更换为“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