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衔接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该条约的当事国,当然应承担条约确定的义务。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类型,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该条约的基本要求有差距,必须就贿赂的内容,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等进行贿赂犯罪立法的完善,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组织官员罪。     

透视企业产权交易中的商业贿赂

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由于约束和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产权购买者千方百计通过行贿等方式,打通关节,以低价获取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近年来,沈阳市纪委查处了多起国有企业转制中涉及行贿受贿的案件,从中发现许多有关企业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发生商业贿赂的共性问题     

论商业贿赂行为

一．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商业贿赂是竞争法上的术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即“经营者不得利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将商业贿赂定义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上述法律和规章界定了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目的和手段，但未能揭示商业贿赂行为的本质特征。     

工程建设领域的商业贿赂与治理对策

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有行贿者主动行贿、国家工作人员是主要的受贿主体、涉案重额大、犯罪手段多样、群体性受贿等特点。其主要原国是法律规定不完整、打击不力、公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治理对策主要是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大打击力度、接受有效监督。     

美国公务贿赂犯罪最新发展趋势之研究——以美国联邦贿赂法为中心

美国联邦贿赂法规定的公务员贿赂犯罪包括贿赂罪与不法馈赠罪，两种犯罪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联邦法院的判例对此还存在争议。在构成要件上，两罪都包括公务员、公务行为、犯罪意图和有价物，但在具体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在刑罚种类上，两罪包括拘禁刑、罚金刑、褫夺公权和没收犯罪所得利益，只是在具体适用上轻重有所不同。上述联邦贿赂法对贿赂罪和不法馈赠罪的罪、责、刑的完整规定，反映了当前美国加大反贪污贿赂犯罪力度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目前世界的主要潮流。     

商业贿赂犯罪长效控制机制思考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现象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为治理商业贿赂而全面启动的专项斗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药海浊流，西方也疯狂

在国内几乎所有重量级媒体都为揭露、炮轰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而占去大量版面的同时,究竟有多少医药腐败的幽灵在世界各国医疗市场中游荡,恐怕没有人能搞清楚。世界银行预估,全球权钱交易的贿款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而医药市场中的商业贿赂至少也保持在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广告费     

坚持正确取向 防治商业贿赂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加以治理”。根据中央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治理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是反腐倡廉的重点工作之一。笔者认为,防治乃至杜绝商业贿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要坚持正确的政府采购市场取向。坚持政府采购的市场取向,一定要明确政府采购自身的特殊性。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的观点,政府与市场应该是互补的,政府不应直接介入市场能够做到的事情,…     

奋进中的乌海市人民检察院

乌海市人民检察院复建于1978年12月，现下设反贪污贿赂局、控告申诉处（举报中心）、渎职侵权检察处、侦查监督处、公诉处、监所检察处、民事行政检察处、预防处、政治处、行装处、检察技术处、监察室、办公室、法律政策研究室等14个处（局）、室。市院辖海勃湾、乌达、海南三个基层人民检察院。现共有干警195人，其中检察官179人，少数民族干警21人，女干警53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条款探讨

特别自首条款的规定不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它既符合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又贯彻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且还有利于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功能上的协同,不但不能否定,反而有必要扩大适用的主体范围,即对受贿犯罪也应设立类似条款。不过在刑事司法上,应注意适用该条款的限制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