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开展国企反腐倡廉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克服困难，扎实工作，保持了生产经营的总体平稳运行。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6万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利润7977．2亿元，同比增长14．6％；上缴税金10876亿元，同比增长8．3％。在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将惩防体系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为企业调整优化上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当前，加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中央越来越重视，社会越来越关注，责任重大。国资监管部门和国有企业要不断开拓进取，扎实完成各项任务。     

六大法则留人才 企业高管解读员工离职危机（连载四）

好马也吃“回头草” 在现代企业人才管理上，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观念已经过时。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与企业有过一段联系（如曾经在这里工作、参加过面试、曾拒绝过企业的录取或提升意向等）．雇用他就比较容易．因为如果一个优秀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你的企业，把工作推销给他会更难。     

津巴布韦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剖析

当前,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工、农业生产持续衰退,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债台高筑,国民经济总体状况恶化;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制造事端;西方国家对穆加贝政权持续施压。这种危机状况既源于穆加贝政权抗衡西方式民主制而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也与国内土地改革产生的负效应等因素不无关系。津巴布韦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已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非洲国家,主要是南部非洲国家,寻求在穆加贝继续执政的框架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执意继续施压,执意欲搞垮穆加贝政权。对此,津巴布韦政府通过平抑物价、实行企业股份本地化两项措施,以期缓解社会矛盾和改善民生。     

如何认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九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书的几点意见

本文指出权威性著作<九论>对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看法多有不实之处;作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各自以历了互相对应的四个阶段,社会主义先在俄、中等不发达国家实现确是早产,理应补生产力不足的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它渗透了沙皇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糟粕,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苏共在制定治国方略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这是苏共执政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苏共“超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民粹派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     

巴西工会运动的发展与障碍

巴西工会运动的主要特点是能够抵抗疯狂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能获得政治力量。这些特点使巴西工会在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巴西工会有两万多个组织,1700万会员。劳动部的数据显示:1900年至1996年,成立了5034个新的工会组织。在所有经济领域,在每一个州和几乎6000个城市,工会的会员人数和工会组织数目都在增长。     

领导力决定应急能否成功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今天,应急管理能力已成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能力之一。看一个组织的稳定性,不是     

警惕经济复苏中的七大风险

1．风险重心：由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转移 假如设定某些高度失衡国家在金融海啸形成期由于微观风险管理的问题占6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那么到了后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风险管理呈现“倒4／6比”现象，即微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60％，这警示当前在关注和强化微观风险管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宏观风险管理的渗透和掌控。     

“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新视角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许多代表人物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它也使当代生态运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向,并使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而摆脱了教条化倾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

强制外交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强制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该术语也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术语之一.本文在剖析西方强制外交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两个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着力阐释当代美国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扼要进行一些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