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的重与好--对宏观经济极限规模的探讨

由于存在资源要素的瓶颈限制,宏观经济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必然存在着极限规模。本文通过对古典经济有关宏观经济极限规模观点的总结,分析“乐观学派”论证的有效性前提,证明:宏观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不可能变得更大,但可以变得更好。同时从理论上说明了更重的经济与更好的经济的本质区别,以及如何发展更好的经济。     

论农业产业化及其资本支持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一种新思路。在农业产业化诸多要素中,资本支持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要强化农业产业化的资本支持,培育农业产业投资家,建立多层次、多环节、协调统一的财税优惠政策体系,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支持力度。     

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制度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当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公司资本无论对公司自身或他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资本均规定了最低限额。但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司资本作出最低限额之规定。该规定无论对公司的经营还是对债权人保护,并无太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司法》应当取消这一限定。     

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及政策含义

资本市场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托,其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能够弥补财政货币政策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应该把资本市场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并适时启动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功能。     

PPP项目合同履约中的机会主义风险及其防范——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分析视角

PPP项目合同所具有的不完全性有其自身独特的成因。在合同履约中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均存在机会主义风险,而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度,PPP项目合同的不完全性为机会主义风险增添了可能性空间。就机会主义风险防范而言,应以立法理性弥补合同不完全性,增强PPP项目合同主体缔约能力,出台类型化的PPP项目示范合同文本,预先设计再谈判和再缔约机制,从而实现项目合同完全性提升;构建多元监管主体格局,前移审计端口,改进绩效评价及其兑现支付方法和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从而实现合同监管机制优化;通过合理分配项目剩余控制权,建立健全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从而实现合同激励机制改进。     

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由企业的异质性资源所产生的。企业参与社会责任能为企业创立新的异质性资源。从内在收益来看,参与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了新的资源和能力。从外在收益来看,参与社会责任为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声誉资本。     

国际上不良资产处置经验初探

本文通过对国际上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予以了总结和探讨,认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宜早不宜迟,政府的支持,完美的法律,发达的资本市场等因素是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保证。国际上各国根据具体国情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仅就这些经验予以粗浅的总结,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对转轨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值得借鉴。     

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运行模式研究

REITs的全称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简称REITs）,是采取投资公司、信托计划、投资基金等形式,募集社会资金,组合投资于以产生稳定收入为主的房地产项目或房地产抵押贷款,并将经营活动中获得的绝大部分收入以分红的形式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金融产品。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