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     

协同治理视角下珠江—西江经济带的生态廊道建设

以协同治理理念为指导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生态廊道,对加强全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推进跨省区流域生态廊道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珠江—西江经济带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复杂巨系统,其多样性和层次性、开放性、涌现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要求构建更为有效的多元主体、更富包容和更具价值共识、更具应变性和改革性以及更加有序和更为完善的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目标协同、制度协同、主体协同、区域协同、技术协同在内的五大协同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态势探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我国自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越来越成为专家学者的关注焦点。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967篇核心期刊样本,运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抽取,并生成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矩阵,运用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分析、结构洞分析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30个高频关键词组成的关键词网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广泛,但研究深度不够,信息交流与合作研究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10B-5规则》与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的重构

美国联邦法院常常对州际商业、任何证券、买与卖、牵涉性、重大性等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核心要素与要求予以宽泛、灵活解释,以救济封闭公司的侵害股东权益行为,为受侵害股东提供的保护大大超过了传统普通法,使《10B-5规则》成为一个普适性的欺诈戒除规则。与该规则相比,中国现行反证券欺诈制度存有严重缺陷,我们可以借鉴《10B-5规则》的合理内核,扩大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适用范围、增加证券交易欺诈诉讼主体类型、丰富证券交易欺诈救济请求权种类、强化动态信息披露责任与义务、明确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与标准、引入证券交易欺诈集团诉讼机制、完善退市证券交易欺诈责任制度。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通过对浙江省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级回归、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考察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对高承诺工作系统与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领导—成员交换调节了员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高承诺工作系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     

拉美国家金融开放度研究

拉美国家的经济特征是研究拉美经济的基础.由于有着殖民历史,拉美国家长久以来被认为有金融开放的传统,但是经济模式的变化、债务危机、金融波动不断冲击着拉美金融发展的过程.本文采用齐恩—伊托指数及莱恩等人的测度方法,以亚洲7个国家作为参照组,研究了1995～2009年拉美7个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得出如下结论:7个拉美国家的金融开放度有了显著而稳步的上升,但实际金融开放程度仍然低于名义金融开放水平,拉美金融开放的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已制定或承诺的规则协议等所应当达到的程度,实践中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同时,国际经济合作中应特别关注其实际的金融开放水平,这是对其立场形成制约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