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2021年回顾与2022年展望

2021年的泰国仍然是在COVID-19疫情防控和持续的抗议示威中度过。政治方面,随着总理巴育任期时限成为争议,各大党派也在推举候选人,为下一届的大选做准备。经济方面,2021年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5%,多项经济指标呈上扬趋势。外交方面,密切关注邻国缅甸局势,主动与多国开展“疫苗外交”。2022年,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多国快速传播也将使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再次面临挑战。有关总理巴育任期的争议和宪法大选方式的条款修改势必会影响到下一届大选形势。经济离完全复苏仍有差距,但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机遇,泰国的外贸进出口有望进一步增长。随着2021年11月正式接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泰国即将展现其经济外交新格局。     

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制度研究

数字技术发展使得传播权的扩张动摇以复制权为根基的传统版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过滤义务对“避风港原则”产生变革、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制度产生冲击等。在当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各国版权立法对数字版权中传播权及相关核心制度的回应程度不同,中国数字作品走向东盟国家面临缺乏法律有效保护、缺乏版权登记与交易协作机制、缺乏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RCEP契合了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的内在需求,中国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涉外数字版权保护立法,以传播权为核心,体系化重构数字版权保护制度,建成中国特色的数字版权保护示范体系,推动东盟各国数字版权保护制度调适,并建立中国—东盟数字版权保护法律协调机制。     

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现实因应与功能论基础

“府院联动”机制作为《企业破产法》的配套机制,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破产法》缺少外部的支持和足够的资源以确保自身稳定运转“。府院联动”机制作为《企业破产法》的支持制度,亟待常态化和法治化。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出台更详细的法规将“府院联动”机制纳入破产案件的办理。在此之后,可在“府院联动”机制基础之上,探索建立专门化的破产服务机构。     

北部湾经济圈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本文将论述北部湾及经济圈对越南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位和作用、越南的潜力和优势、限制和挑战以及在参与建设北部湾经济圈的过程中越中两国可以获得的利益。论文最后一部分还将涉及到越南与中国进一步推进该经济圈建设的几个基本目标和措施。     

中共早期女性革命者革命动机研究(1921—1927)

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复杂的、具体的。从外部条件看,20世纪20年代动乱的时局、五四运动前后反抗压迫的新思潮和中国文化中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形象给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由于早期女性各自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和性格品质的差异性,她们参加革命的内在动力有所不同：或是带着谋求民族解放的责任感加入革命斗争;或因不愿被束缚在深闺大院而踏上革命征程;或是在看清剥削阶级的真面目后走上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或是带着改变生存现状的个人欲望参加革命。中共早期女性参加革命往往是一种动机占主要方面、多种动机交织的结果,还原其革命动机需要对女性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现状、挑战及应对

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统一战线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也是统一战线在国际场域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积极发挥优势、凝聚力量,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新冠疫情复杂严峻,叠加波谲云诡的国际舆论攻防战,为统一战线发挥优势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挑战。立足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统一战线应深化联谊交友和创新人文交流方式,进一步改善统战工作国际舆论环境,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新作为。     

过程——结构视角下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应对——基于广东省L县的考察

避免政策冲突,实现政策的叠加效应,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通过引入“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发现拆旧复垦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叠加、冲突以及效应相互抵消的过程构成政策冲突场景。政策冲突始于国家战略与省级战略并行推进下的政策叠加,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性与理性行为选择促成政策冲突的呈现,而“1+1<2”的政策效应最终印证了政策冲突的形成。政策叠加下政策冲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间共筑的“权力—利益—时空—治理”结构关系的失衡。因此,要防止政策叠加下的结构性失衡,应做到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均衡、从机械叠加转变为协同整合、加强政策执行过程配套制度建设等。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年来,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表现出多领域、多层次互动的综合安全格局。这决定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即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这一合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是弱制度及其局限。由此,建构一种更具内聚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合作安全机制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     

河南汉族人群16个Y-STR基因座遗传多态性

<正>1材料与方法采集208名河南汉族无关男性个体的血样,用Chelex-100法提取。采用Yfiler试剂盒(美国AB公司)对16个Y-STR基因座进行PCR扩增。PCR产物在3130XL型遗传分析仪(美国AB公司)上进行毛细管电泳,GeneMapper ID v3.2软件进行基因分型。等位基因频率用直接计数法。基因多样性(gene diversity,GD)按照公式GD=n(1-ΣPi2)/(n-1)[1]计算,其中n为检测的样本数,Pi为第i个等位基因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