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观

"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一体化浪潮,是一把双刃剑"[1],一方面它带来市场经济以及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整个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及跨文化交流领域更加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地球村";另一方面,人们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原有生活、生产、思维方式的冲击产生了许多困惑.以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文化全球化是全球文化价值体系的普适化.     

浅谈高中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语言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运用语言表达并交流思想、传递和交换信息,为了顺利地交流思想,既需要掌握足够的语言知识,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也需要掌握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还需要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语言能力,也就是交际能力,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Hymes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他认为交际能力既包括掌握语言知识进行语言活动的能力,也     

三个“面向”与六个“维度”：迈向新时期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虽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经过十年紧锣密鼓的布局与推进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中国仍未完全获得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也未及时有效回应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定位而将面临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位移和全球传播生态的变革。在廓清跨文化传播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历史渊源和厘清中国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本文从锻造国际传播“大-小”双系统、铸就国际传播“软-硬”双实力、融合国际传播“内-外”双能力三个面向及六个维度深度重构了国际传播能力这一概念,并藉此尝试提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结构化转向、多元化思维、全球化思考和市场化思路转型路径,有利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转向和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     

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

当代跨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 ,也正是文化趋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语境下文化交流发展的新趋势 ,是跨文化交流的当代表征。在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发展的同时 ,文化渗透作为后冷战时期的一种新动向 ,也显现在文化全球化之中。后殖民主义则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此进行着冷静的反省。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

库恩有关科学发展的理论分为五个阶段:前范式阶段;范式的出现;范式完全被接受为“常规科学”;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传播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到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前几个阶段。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似乎目前还很难。当前在中国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正遵循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的三种研究传统: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但跨文化新闻传播要达到成熟科学的第三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     

口语交际策略及其语用学探析

口语交际策略是保证口语交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对策和谋略。运用语用学的相关原理,对口语交际的观察策略、倾听策略、表达策略、反馈策略、调控策略进行深入地探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策略,有效地提高口语交际的策略水平。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     

寻找法律英语教学与文化的结合点

本文通过分析法律英语教学与通用英语教学的差异和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讨论在法律英语教学中实现与文化结合的必要性,探讨在法律英语语言知识的教学中寻找与文化因素的结合点,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和实现这一结合的选择途径,并认为法律英语教学与文化结合的实质就是对应用型、面向市场跨文化交际能力人才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对比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跨文化交际型人才是时代的需要。本文就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对比范畴的重点及难点,本位文化的缺失及文化定势问题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