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嵌入性研究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嵌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的实践要求和全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效运用和提升的重要途径,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被赋予新的使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独特作用,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全方位拓展与大数据创新方法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凝聚全民族精神的功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凝聚作用,就要把大数据信息技术嵌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流程、全过程,使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价值再造,有效实现大数据支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演进性、体验性和协同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体系,不断增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素养功能的提升,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渗透和体验、内生和外融的双重作用。     

社会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逻辑与现实路径

在社会急剧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复杂多元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理念和工作方法,在回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所遇困境方面具有独特的契合性优势。基于此,对以往有关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重构二者之间的互构性发展关系机制,以探索出一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土化实践路径,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都具有显著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     

论我国刑法平等原则之实质欠缺及立法规制

我国刑法虽引入了现代刑法平等理念并以法条加以确立,但平等原则事实上是缺位的。原因是刑法于立法之初便对个人价值忽视,且出于维护道德之需要,将部分道德观念"烙入"刑法;立法之初坚持的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此终致平等原则之缺位。若需填补刑法中平等原则之缺位,需于立法之初坚持刑法之谦抑性,摒弃以道德中心的刑法规制观,以人之需求为立法导向,并以机会平等为立法追求。     

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论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以民法中的“占有”理论为视角

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往往被归咎为网络环境使然,甚至上升为知识产权必然消亡的一种论断。通过对著作权的性质以及大陆法系物权制度中占有理论的考察,试图厘清著作权的易受侵害性是由其客体的性质这一直接原因所决定的,且自著作权诞生之时即存在,网络环境只是进一步放大了此种困境。此外,著作权客体的占有阙如,则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间接原因。     

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的本源性反思

近年来,源于德国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中存在不少的争议与误解。"直接关联性"是德国法院从多个判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从"直接关联性"出发,德国学界发展出风险关联性理论、轻率关联性理论、基础犯罪的保护目的关联性理论等学说。在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中引进直接关联性理论,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体系性的思维方式,并将其融入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如此才能既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合理地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论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

法规备案审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的制度，我国目前形成了五套法规备案审查机制。法规备案审查的功能包括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仅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除法规备案审查外，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还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提出“要求”和其他社会主体提出“建议”。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过程中，必须厘清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