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概念的拓展辨析

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经济哲学、阶级分析等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对马克思传统的剥削概念作出了理论拓展和新的构建。但其对剥削概念的一般化处理,扭曲了剥削的本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对当代社会剥削形式的多元解释乃至剥削概念在道德问题上的观点,虽有其合理成分,但不够严密科学,分析也不够充分全面。     

我国政策主导型限价房制度相关问题探析

千年前的古人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后的今天,政府以保障民生为出发点,力图构建住房梯级保障体系,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普通民众,然而限价房这一在政策主导下的保障房制度实质是“用计划的手段解决市场的事”,两者不同的价值驱动带来的必然是目标成就上的叠差.以宪法与行政法的相关法理为出发点,综合考察后此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到最终的监管,可发现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同时在政策救济环节亦存在救济乏力的困境,这些都难以通过局部的微调予以解决,因此该项政策欠缺必要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笔者预测,该项政策只是过渡性的存在,不久将被其他更为合理的保障房制度予以取代.     

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2

《红旗文稿》以"抓住事物的根本,阐扬彻底的理论"为己任。精选2009年、2010年、2011年《红旗文稿》文章的《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09》、《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0》和《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1》连续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2012年,《红旗文稿》又发表了一大批直面理论和社会热点、难点、疑点的文章,为思想理论界探索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     

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辨析

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为过失犯罪,且不存在共同犯罪,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突破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传统理论,认为交通肇事罪存在共犯。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因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应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且肇事者与他们之间也不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因此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认定为妥,在对被强令违章驾驶的驾驶员的处理上,建议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史事辨析

民国时期川西北茂县、汶川、松潘、理番、懋功、黑水等藏羌民族聚居地区土司土屯虽经部分"改土归流",但土司制度、土屯制度依然存在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松潘土司的具体状况、汶川瓦寺土司、理番绰斯甲土司、懋功汉牛屯撤废等详情,对有关史实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辨析。     

"别种"辨义——以西南民族为例

"别种"是民族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词,能否对它正确理解,对判定一个民族的族属问题至关重要。它有"分出的种"、"不同的种"两个含义。前者主要体现包含关系,有的存在血缘关系;后者主要体现并列关系,但都有地缘关系和外在的相似点。     

论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并且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系统研究集资诈骗罪不仅能对司法实践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而且能对从事相关融资活动的人员起到一定的教育和警示作用。从集资诈骗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相关罪名的辨析等三个方面论证和探究,希望能够对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提供一些帮助。     

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概念辨析

将生态利益上升为法定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定障碍。借鉴其他部门法正在发展中的法益理论,将生态利益上升为受法律保护和救济的生态法益,对其进行较为充分的保护,是环境法对生态利益保护和调整的有效路径。生态法益的确立,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法理依据,生态补偿是对生态法益保护和救济的基本制度之一,其概念界定应当体现制度的基本要素,包括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及行使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诞生效果等。科学地界定生态补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助于实践中有效指导制度建设。     

《文心雕龙》“风骨篇”群说辨析

《文心雕龙》“风骨篇”中“风骨”的内涵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通过梳理辨析各家观点,再回归原文思考分析,我们会发现：“风”、“骨”二者各有侧重是较为明确的,而“风骨”则是包含此二元素并具有相对开放性的一个含混概念。“风骨”有相对明确的所指范围,但无法明确其具体含义。     

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辨析:概念、依据与来源

国家治理效能的含义包括国家治理效果与国家治理能力两个层面.国家治理效果是国家治理活动中产生的能够实现国家共同体目标的成果;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体系实现国家共同体目标的能力.在现实的国家治理活动中,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小最终要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效果上,所以国家治理产生的效果才是判断国家治理效能的主要依据.将这些效果进行逻辑划分,就是公共福利得以增加、 公共安全得以保障以及社会公正得以实现.既然国家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产生的效果和国家治理的能力,那么国家治理效能只能来源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