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WTO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完善

作为WTO的成员国 ,透明度原则将对我国行政公开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国现有的关于行政公开的零碎规定已不能适应WTO透明度原则的需要。文章通过对透明度原则的具体分析 ,提出以下措施完善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 :1、完善行政公开立法 ,为行政公开提供统一全面的法律保障。 2、建立与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相对应的审议机构 ,推进贸易政策和立法的透明度与公开。     

我国独立董事定位的现状及改善

去年底,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指引》等文件,要求在2002年6月30日以前,境内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达到2名,在2003年6月30日以前境内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要达到董事会成员的     

透明度原则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迅速公布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并保证其贸易法律规章和措施的统一实施。中国作为WTO的成员之一,其立法和实践将受到WTO透明度原则的深刻影响。     

WTO体制与政府依法行政

根据WTO的基本政策原则和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所做出的承诺,我们必须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行为方式,实现依法行政。在认识入世后行政领域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要更新观念,抓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高政府行为透明度,加强行政执法人员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强化对行政权力全方位监督机制。     

司法透明度指数及其研究方法

近年来,法学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法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法治量化研究是实证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不仅逐渐为法学界接受,也得到实务部门的认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推动了法治量化研究的深人发展。     

行政權力清單制度的意義和落實

正行政權力清單制度,是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總結規範和約束行政權力的有益經驗基礎上試點推行的制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要「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從而將試點的行政權力清單實踐轉化和上升爲對行政機關的普遍性要求。本文旨在梳理既往實踐的基礎上,探討行政權力清單制度的意義,並分析其具體落實。一、行政權力清單由嘗試上升爲統一制度行政權力清單制度是要求行政機關或者掌握行政權者將擁有的各項行政權力的性質、依據、權限、行使流程等加以全面梳理,並公之於眾的做法。從淵源     

Governance Under Surveillance in South Africa

Good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South African society. Increasingly there are tendencies and trends of corruption, poor service delivery, crime, violence, and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The lack of accountability, responsiveness, and transparency reflects negatively on governance principles. It is becoming more evident that governance in South Africa must be investigated. Government is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tend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maintain law and order, provide for the basic needs of citizens, and combat unemployment and strikes. 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 because good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a prerequisite for legitimacy. Legitimacy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and the support of citizens for the ruling party.     

反腐提速面面观

反腐提速，是十八大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治新动向。现在呈现出来的查处腐败案件的速度、力度、透明度和高效率，显示了中央向深层次腐败“高亮”的坚定决心，鼓舞了群众，     

元规制模式下的数据保护与算法规制 ——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研究样本

算法和数据保护之间形成了互相掣肘又互相促进的复杂关系，实际体现了科技与法律的互动关系。算法技术的突破加剧权力失衡和技术风险，导致个人权利实现效果不彰。个人法益保护有赖强化数据控制者责任。在监管机构缺乏必要资源或信息时，适宜采用元规制模式，即通过正反面激励，促使数据控制者本身针对问题做出自我规制式回应。这种模式切实体现在欧盟数据保护改革中。在检讨GDPR第22条算法条款的基础上，应发展数据控制者自我治理机制予以补足。在透明度原则和问责原则指引下，数据控制者有义务通过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经设计的数据保护等工具，构建完备的算法审查机制；同时通过革新算法解释方法矫正权力失衡，为个人权利救济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