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试探与博弈: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

认知分歧、战略试探与外交博弈贯穿于中美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过程之中。谈判前,双方在建交问题上的分歧使整个谈判历时五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努力开辟沟通渠道、认真确立谈判方略并进行了六次正式会谈。为避免谈判破裂,前四次会谈主要以商讨正常化后的美台关系来试探对方的"谈判底线",尚未涉及谈判的实质问题。谈判停滞期内,双方适时做出了加速建交谈判的决定。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主动"摊牌",促使第五、六次谈判得以围绕实质性的军售问题展开交锋。应当说,建交第一阶段的谈判,为邓小平在谈判最后阶段以"搁置争议,先行建交"的伟大决策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古美关系离实现正常化还有多远

回顾古美关系的历史,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对古巴有觊觎之心.到20世纪上半叶,两国关系史就是美国日益控制古巴的历史.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从实行禁运、断交、煽动群众不满和外逃,到经济封锁、组织雇佣军入侵等,为了推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现在美国承认对古政策失败,表示要改善关系,但难有实质性突破,而障碍也在美国方面.为了实现古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应转变两种观念,即古巴即将崩溃论和不同制度无法相处论,同时清除一种流毒:殖民主义思维的流毒.     

朝鲜核危机与日朝关系正常化

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问平壤,美朝之间围绕朝鲜核开发计划的争执逐步升级,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核危机.受其冲击,本来激情跃进的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日本借核危机之机提升军力、迈向"普通国家"给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日朝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 年 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 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 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 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 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 世界和平。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邓小平对1977年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的回应与驳斥——以万斯访华为中心的考察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行国务卿万斯的"苏中等距离"政策,不仅未能使美国从中苏双方获取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加剧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下简称正常化)在其任内的首次推延。苏联的战略威胁、万斯访苏的失败及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谈判的止步不前,为中美接近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保持正常化势头,美方决定派遣万斯访华来试探中国的建交态度与底线。但在《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初步达成与亲台势力的反华鼓噪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卡特决定再次推延正常化,授权万斯对华提出"最大限度"方案。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因此,必须调整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邓小平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指导党和国家凋整战略,从根本上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六、七十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回顾

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日之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半官半民”式的多渠道交流。这期间取得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如LT贸易的成立（1962年）、实现互派常驻记者（1964年）等。这一系列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为邦交正常化打下了不可或缺的民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