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俩名家论争“长沙大火”

1948年8月25曰，香港《华商报》“茶亭”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主要写的是作者在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准备保卫大武汉而最终又放弃那一段经历。在写到长沙大火，退驻桂林，准备撤退到重庆时，郭沫若将离开香港，回忆录也在此告一段落。     

中华"无"文化

2003年底,我随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的"名人故居考察团"赴江苏考察,来到了诞生过储光羲、戴叔伦、段玉裁、华罗庚的著名城市金坛.金坛市内有一所华罗庚曾经就读的中学,现名华罗庚中学,学校内有一座二层楼的建筑,是为"校史馆",馆内辟有"华罗庚纪念堂",几间宽敞明亮的陈列室.     

砖塔胡同与鲁迅、张恨水

在北京西城区西四路口偏南,斜对着西安门大街,矗立着一座砖塔,名曰万松老人塔。它灰头土脸,其貌不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默默地忍受着闹市的喧嚣。在周边各种新兴建筑的衬托与包围之下,颇显老迈,很难吸引世人的目光。但您     

两个日本朋友——鹿地亘和池田幸子

1938年的夏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厅长聘请了两个日本朋友——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作设计委员(也就是当顾问),帮助指导第三厅七处的对日宣传工作。他俩还担任日本反战同盟的负责人。反战同盟大多是日本来华的反战人士和反战士兵。鹿地亘和池田幸子是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上)

中国史学自19世纪后期起已蓄积的史学更新趋势,至民国初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中西学术交融的推进,出现了史学近代化的新局面,王国维即为出色的代表人物.王氏自觉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同时融合了西方新学理,其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撰著<流沙坠简>和<毛公鼎考释>时即已形成.至1917年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即为运用此一方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界标,故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论郭沫若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思想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郭沫若是心向政治的,他踏入学术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或是无聊。对于学术,他一方面看重乾嘉学派的勤谨功夫;另一方面,他又不甘于做考证材料真伪层面上的“蠹鱼”。身为“革命的学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使得学术与政治两者因此得以沟通,学术最终成为他参与社会、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他学术实践的成绩与失误皆在于此。     

四游富厚堂

虽然老家在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毗邻荷叶镇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但每一次游富厚堂,都有全新的感受。第一次游富厚堂,是在1999年的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当时,富厚堂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恢复保护工作才刚刚起步,游览也不用购买门票。     

鲁迅逝世10周年祭在上海

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病逝在上海。10个月以后,"八·一三"事变爆发,热血沸腾的中华爱国儿女记住鲁迅先生"以牙还牙"、"血债必须血偿"的遗训,发扬韧性战斗的精神,慷慨高歌走上民族解放战场。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安葬先生遗骨的万国公墓,从此在荒岭枯草中渡过八年冷清的岁月。在延安和大后方,甚至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     

北京名人故居的困境、现状与建言

曹雪芹、纪晓岚、鲁迅,是我国文学与文化界的杰出人物;梁思成、林徽因是我国建筑界承前启后的大师,他们的故居,是遗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却或者被拆,或者部分被拆,或者面临拆掉。2005年1月第十届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调研报告》,这个报告记录了三百余处名人故居,但是,截至到报告公布之日,已有近四分之一的名人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