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日本朋友——鹿地亘和池田幸子

1938年的夏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厅长聘请了两个日本朋友——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作设计委员(也就是当顾问),帮助指导第三厅七处的对日宣传工作。他俩还担任日本反战同盟的负责人。反战同盟大多是日本来华的反战人士和反战士兵。鹿地亘和池田幸子是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上)

中国史学自19世纪后期起已蓄积的史学更新趋势,至民国初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中西学术交融的推进,出现了史学近代化的新局面,王国维即为出色的代表人物.王氏自觉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同时融合了西方新学理,其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撰著<流沙坠简>和<毛公鼎考释>时即已形成.至1917年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即为运用此一方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界标,故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     

四游富厚堂

虽然老家在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毗邻荷叶镇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但每一次游富厚堂,都有全新的感受。第一次游富厚堂,是在1999年的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当时,富厚堂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恢复保护工作才刚刚起步,游览也不用购买门票。     

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论郭沫若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思想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郭沫若是心向政治的,他踏入学术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或是无聊。对于学术,他一方面看重乾嘉学派的勤谨功夫;另一方面,他又不甘于做考证材料真伪层面上的“蠹鱼”。身为“革命的学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使得学术与政治两者因此得以沟通,学术最终成为他参与社会、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他学术实践的成绩与失误皆在于此。     

中华"无"文化

2003年底,我随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的"名人故居考察团"赴江苏考察,来到了诞生过储光羲、戴叔伦、段玉裁、华罗庚的著名城市金坛.金坛市内有一所华罗庚曾经就读的中学,现名华罗庚中学,学校内有一座二层楼的建筑,是为"校史馆",馆内辟有"华罗庚纪念堂",几间宽敞明亮的陈列室.     

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产物,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并构建符合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和跨时空的社会影响。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是通过物质景观文本、语言文字文本、仪式行为文本三种叙事路径,以凝练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宣教的空间话语。由此,聂耳故居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的生产,并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国家叙事的内容,进而在国家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构建起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以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     

五四前后郭沫若对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清算,一大批激进学者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纷纷加入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当中。然而,在对孔子儒学的一片讨伐声中,曾开五四时期创造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却逆势而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强烈认同。郭沫若的这种文化认同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思辨的层面,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行为,成为他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还成为郭沫若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较早提出者,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