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象征之殇”:物质逻辑与图像阐释的媒介视角——通往以媒介为方法的图像阐释学

瓦尔堡学派的图像阐释学提供了一种经典的图像阐释模式,其长期困于艺术史领域,执着地追求原典、母题、神话等命题,形成了以象征分析为核心的阐释框架,但未能对媒介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图像与媒介可谓纠缠共生,在媒介演进脉络中,图像往往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媒介信息,唯有对其加以识别、追踪和复原,方可在媒介意义上发现那些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阐释“线索”,从而打开图像阐释的多维意义面向。相应地,媒介视角下的代表性图像形式——传统图像、模拟图像与数字图像,存在不同的阐释方向和意义问题,其分别对应的媒介逻辑是介质逻辑、装置逻辑以及程序逻辑,打开的阐释问题是媒介与图像的影响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共生关系,聚焦的阐释重点是从媒介的物质视角理解图像的形态、图像的概念以及图像的功能问题。     

阐释与反对阐释——对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种"阐释"

表面看来,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似乎与阐释人类学的主张直接相悖,然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所反对的并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单一的规则的某种阐释.近来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阐释人类学与阐释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强调深度描绘来阐释内部的意义.它所强调的阐释并非桑塔格反对的那种单一化的阐释,事实上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直都在尝试多种阐释形式以求达到恰当真实的反映文化的目的.总之,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主张其实与当代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议程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反对阐释的正确理解对于理解阐释人类学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多维对话中的经典重读

在当代阐释学的视野中,经典重读不是为了重新发现隐藏在经典中的“原意”,而是在新的语境中与经典展开对话,它包括与经典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对话、与经典作家的对话以及与经典文本的对话。对话的意义在于获得经典本身地位和阐释者思想境界的双重提升。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碰撞。许多制约因素导致了文化误读现象的不可避免。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对翻译中造成文化误读的多个层面的探析,总结了消极误读与积极误读的影响,指出译者应提高自身的双语水平,学习并熟练掌握多元文化知识,尽量减少理解上的偏见,从而有效促进异域文化交流传播以及文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阐释学的哲学解读

我国早期译者虽都是接触外国文化的第一人,但其阐释并没有就近取譬,而是大都渊源有自,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取诸古典文论和传统哲学。从阐释方法、阐释标准到阐释主体性,儒、道、佛三大主流学派思想无疑给传统阐释学注入了哲学元素。     

论从阐释学角度谈新闻报道的改进

正如离开了读者的阐释,文本的意义就无法实现一样,让受众难以解读和接受的新闻传播活动,就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传播者要放弃只从自己的视阈出发进行传播活动的做法,要充分了解和认识受众的视阈;根据受众反馈,调整后续工作;让受众充分参与,建立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传播者和受众两者的视阈融合。着重于受众接受状况的同时,要避免走极端,避免受众本位。     

释“道”有道,“道”亦可道——从斯坦纳阐释翻译学的角度看《道德经》中“道”的翻译

作为全书的核心,"道"的理解和翻译成为译者无法回避的难题。由于《道德经》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无论是汉语语内翻译还是汉语同其他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都存在理解和阐释上的困难。根据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理论模式,在语际翻译中,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语言上的距离以及语内翻译中时间上的距离,使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困难重重。     

中国阐释学之“中国性”——就跨学科问题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的《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方向,令人受益匪浅。但在现代阐释学“学科思维”的框架下讨论跨学科,事实上难以避免依循西方的范式、逻辑和理论框架。阐释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从不自觉地偏向“给中国阐释实践注入现代学科元素”,最终转向“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发展”。而建设“中国阐释学”,应以建构和确立“中国性”为宗旨,指明民族特征,宣示民族身份。作为“阐释主体”的中国,可以传统阐释实践的“无学科性”和“模糊性”独立于西方阐释理论之外;作为“被阐释之客体”的中国,可以通过向汉学领域的跨越来确认“中国”概念,使用自身身份与西方达成“身份共识”,从而来构建理论沟通的基础,使中国阐释理论进入现代阐释理论体系之内。     

文学翻译中的文本阐释和译者主体性

文学翻译因其涉及的文本特点,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个再创造者无疑就是译者,他是文学文本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实现者。在这一转换中,他的主体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的发挥直接影响到译品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