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

十八大一过,舆情再现反腐本色。如今的网络反腐已可套用模式":网爆"开头,"介入调查"为应,"开除"作结——几无悬念。熟稔至此,有喜有忧。一喜,网络反腐的格局已定。近日有正厅级干部3日内被"网爆"拉下马,从级别与速度来看,均算新绩。忆及有网友提出"网治中国",其间似有真意。网络虽不居"法庭"之名,但已占陪审团之效。"网治"社会不以固法断案,却以案例为绳,先例一放开,必有后来人。没有人会认为这次将是最后一个,甚至可以断定,一月之内必有下家。然而,忧,正从中来。如果将反腐交给乱枪,将程序交给惯例,     

英美法中辅助证明政策规则正当性理论的演进——兼评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启示

辅助证明政策规则集中体现了英美证据法的特殊性,其选择将有一定证明价值的不可靠证据予以排除,而不是允许不可靠证据进入庭审后由裁判者确定其证明力。英美证据法学自边沁以降,一直存在自由证明原则与辅助证明政策规则的角力——鉴于自由证明原则的巨大影响,必须为作为例外的辅助证明政策规则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理由,才能证立其对自由证明原则的违背。由于传统通说的陪审团控制理论存在缺陷,英美证据法学不断尝试提出新的正当性理论。最佳证据理论、最差证据理论等新理论揭示了辅助证明政策规则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能发挥促进更充分获取信息、协调多元主体行动、保障更准确认定事实的多元功能。我国行政诉讼不能将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正当性的多维研究坍缩为个别不可靠证据证明价值大小的研究,而是要从整体诉讼过程的视野中去考量行政诉讼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     

新科学证据带来的挑战——复杂科学证据问题的解决方案

前言一直以来,司法系统充斥着解决日益复杂且带有技术性的事实问题的专家证言,有关专家证言可采性的规制主体和考察因素问题的诸多规则,已经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和广泛的分歧。理论上,专家证言阐述案件事实并帮助陪审团评估那些超出其知识和经验的证据。然而,陪审团经常缺乏任何可靠或一致的基础来评估专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雇用专家(expert-for-hire)的增加以及陪审团误解专家证言的可能性(认为其本质上更为客观,比其他证据更有说服力)引发了专家证人使用过程中的严重问题。当法官或陪审团并不理解专家证言的内在基础或重要性时,也会产生此类…     

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路径思考——兼论人民陪审制向何处去

中央吹响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实现司法独立已箭在弦上。然而,刑事司法不同于民事和行政司法,实行司法独立亦不能消除导致司法腐败的根源,难以显著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改变不了司法不透明的局面,很难拉近判决结论与民众正义观的距离,因而无法显著提高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有赖于实现司法民主,但现行人民陪审制重象征意义而轻实际效果,陪审员只"陪"不"审",没有发挥分权制衡的功能,因而必须改革。有关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三种方案中,陪审团制更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应当成为人民陪审制的改革方向。     

陪审团的价值预设与实践障碍

陪审团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一是民主价值,即陪审团审判体现了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民主,体现了社区伦理融入裁判;二是公正价值,即陪审团能够防止司法贿赂、保障独立审判、增加司法公信力;三是自由与人道价值,即通过一致裁决防止侵犯少数派的自由,通过"陪审团废法"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通过死刑裁判体现司法人道主义。但是,陪审团的价值实现存在实践障碍:一是陪审团成本太高且效率太低,二是陪审团的代表性受到质疑,三是审判诈骗等复杂案件的能力受到质疑,四是民事案件陪审团容易出现非理性裁判。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地适用陪审团的数量在减少。但是,陪审团作为对抗恶法、反抗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进行压迫的工具,能在少数案件中发挥作用就足够了。所以,数量上的减少,并不能说明其存在的价值降低,其伟大的象征意义永远不会磨灭。     

韩国影子陪审团评议过程实证研究

通过对2010年至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18起真实案件的影子陪审团评议过程的观察和评议录像的内容分析,研究了陪审团裁决的约束力、陪审员数量、定罪和量刑方面的陪审团评议以及法官对陪审团评议的介入.总体来说,影子陪审团轮流发言积极参与评议程序,并且陪审员在辩论过程中彼此尊重,出现误解法律、混淆定罪和量刑事实的情况比预想的少.陪审团规模与评议质量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尽管令人鼓舞的和有待改进的方面并存,但是韩国陪审团评议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随着时间流逝,韩国的陪审制度有望逐步发展为一种能够加强普通民众的民主参与并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稳定的制度.     

900万美元,美国前警察20年冤狱所获赔偿

2014年2月的一天,66岁的克莱德·雷·斯宾塞在法庭上给了旁听席上的儿女们一个明确的回答,"你们的爸爸没有罪"。这位被误判入狱20年的美国前华盛顿警察迎来了迟来的正义,不仅成功昭雪,还获得了陪审团授予的900万美元赔偿裁定,创下了美国华盛顿州民事诉讼的最高赔偿纪录。     

陪审制、民意与公民社会——从河南人民陪审团实验展开

河南陪审团改革的渊源是马锡五审判方式,与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并无关联,充其量是借用了英美国家的陪审团之名,其动机在于化解纠纷,争取社会支持。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陪审团改革不可能完全回到马锡五时代。在公民参与意义上,这可以视为一场开凿民意与裁判沟通渠道的实验,也是一个培育公民社会的契机。为避免这一实验走样,需要警惕审判权本位的功利性可能产生的扭曲,建立民意识别装置,并对民意保持相对独立,通过充分的司法论证,用形式正义化约大众朴素的、零散的正义,保证司法活动的可预期性。     

人民陪审团与法官的制度衔接与规则协调——以审判格式化与人格化的关系为视角

人民陪审团属于外挂式陪审模式,其与专业法官的关系,实际上是司法专业化审判与民众社会化审判关系在程序上的反映。人民陪审团可以有效地改变审判格式化的局面,使案件的审判具有个体人格化的特性。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应当使具体规则与人民陪审团的价值目标相统一,以免民众审判与人民陪审团沦为司法权与法官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