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

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哈耶克的政府失灵与治理理论及其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了政府失灵的利益诱因，但学术界对其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合理性却颇有非议。哈耶克则从理性的不及性、知识信息的天然分散特性和社会科学不可仿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任何个人、组织的能力都极为有限，政府失灵的真正根源在于：政府在建构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履行力不能及的社会职能和扼杀有序有效的扩展秩序。哈耶克超越人性善恶论的政府失灵阐释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公共治理理念，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全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构建城市安全和应急体系

全面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预防各种突发事件,减少灾后损失,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已有的发展成果,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危机管理经验和我国的城市危机管理现状,当前,全面提升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构城市的安全和应急体系,应该重视和强化十个方面的工作。     

回应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也就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回应性政府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和谐社会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要求相吻合。     

全球治理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加强,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将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社会所取代,建立超国家政府来协调各国的需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一定现实可能性,但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经济层面,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但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政治层面,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国际市民社会兴起时保持谨慎态度,不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不合时宜地削弱国家权力。意识层面,对世界共同价值观念的追求,作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民族意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作出政治判断和行为的基本标准。不可否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但全球治理描述了纷繁复杂现象的一方面,而没有囊括其全部内涵。     

江苏粮食安全问题笔谈：藏粮于土 藏粮于科技

粮食问题是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始终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在去年底召开的“江苏粮食问题论坛”大会上，编者特邀几位与会专家．领导就江苏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笔谈．以飨读者．     

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 陷入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历史问题似乎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 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笔者看来,中日之间真正战略博弈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历史问题 只是浮现在中日关系表层上的冰山一角,潜伏在历史问题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 边关系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显然,认清中日关系的实质,对当前在战略高度正 确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 运用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原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中日关系进行深度透视,揭示两国崛     

蒙古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中蒙安全战略关系

蒙古作为中国北方的邻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从巩固中国北方边境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继续重视发展与蒙古的关系是中国对蒙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中蒙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俄蒙关系、美蒙关系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制定稳妥的对蒙安全战略.     

以和谐理念认识和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面对许多更加凸显的矛盾和问题,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任务就更为迫切。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正确认识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