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互派留学生的单一形式到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3个不同发展阶段。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渐增。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在中国政府设立的“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的资助下,职业教育培训、汉语教学,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技能培训成为新的发展重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如难以选派众多高水平中国教师赴非洲国家援教,单向交流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自身对教育投入的不足不利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求真务实 科学发展

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要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快速地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全新的理念推进工作落实。加快发展,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首先,要有高标准的目标定位。如果在目标定位上总想留有余地,在工作标准上总想降格降调,在横向比较中自我原谅,那么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发展论坛·2007隆重召开

2007年11月25日，由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协天津市委员会主办，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致公党天津市委会协办，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委员会、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985工程”循环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中国发展杂志社共同承办的中国发展论坛·2007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召开。与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滨海新区循环经济发展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戴相龙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杨邦杰主持。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开展国史研究

江泽民同志在7月16日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各门传统学科、各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各门学科的理论和体系、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的建设。这一论述对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简称国史)的研究。     

东营市人大创新监督机制力促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指针。东营市人大常委会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摆在突出位置．作为依法行使职权的着力点．不断深化对开展监督工作的认识．正确把握人大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围绕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从健全监督机制入手．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开拓创新，     

社会科学要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重要成果，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资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成为各国政治家的共识。理论研究具有客观性、学术性的特点，但是，它在社会的实际运用，便可形成应用功能。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确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形态和科学体系，积累了自己新的知识系统，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国情     

认真严肃端正“三观”献身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良好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需要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中共重庆市委为落实中央精神而发出的关于在重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是以此作为主题。两个文件的颁布，     

政治民主化后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

在经历了政治变革最初几年的阵痛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动荡、社会骚乱和经济衰退之后,随着政治民主化制度性安排的确立,特别是随着具有“民族性”和“非洲性”的多党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非洲形势从整体上说逐步趋于好转,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民族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秩序趋于平和,经济发展渐出低谷,国际地位有所回升。从趋势上看,政治民主化的正效应还将进一步得到显现。     

非洲国际法初探

目前国际法学界对于是否存在“非洲国际法”尚有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法在本质上是普遍性的,因此,“非洲国际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普遍国际法现在还远未形成。综合来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实际上,在当代国际法中,普遍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因此,从当代国际法的现实特征,以及非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非洲国际法是客观存在的,且有其自己独特的概念与渊源。     

非洲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终结、新南非的诞生、联合国维和与非洲自主维和行动的加强,给非洲安全增添了建设性因素。而非洲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局部动乱和武装冲突的高发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往往酿成一国之内的族群冲突,对中央权威形成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党民主化运动加剧了地方民族主义,侵蚀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国际恐怖主义肆虐、艾滋病蔓延和非法武器交易泛滥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所起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