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及其价值

战争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一度被忽略,到20世纪80年代,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兴起并涌现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和作品.马克思和韦伯是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源泉.其中,深受韦伯影响的学者侧重于与战争相关联的相关因素分析(具有关系主义的特点),特别是探讨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社会进程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拓展了战争研究的范围.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也证伪了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假设,并在理论和研究思路上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补充.     

解读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

库恩关于“范式”的定义是一个科学概念,任何对它的误读都会引起对学科理解的混乱。威尔逊———韦伯范式以追求效率为中心,同时也并未完全忽视公平问题,它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学范式。新公共管理没有摆脱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目标,因而它并非真正的范式转换。     

从阶级到阶层—-一种公共语境转换的解说

当代中国在公共语境领域发生了从阶级到阶层的话语转换,这种转换可以从社会分层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源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各自所蕴涵的语境逻辑和当代中国整体性社会诉求中得到解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关涉政治革命的宏观历史理论,与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关涉合法性论证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具有极为相殊的语境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革命时代阶级斗争理论的"路径依赖"以及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语境误读,导致阶级和阶级斗争话语泛化.改革开放后公共话语发生的从阶级到阶层的转换是对中国社会整体性诉求的恰当回应,但这种转换并不表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当退出公共语境.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超越

一般认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至少从学术影响来看是这样的。在出现了韦伯高峰之后,就有了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努力。各种新的理念、新的范式和新的名词不断推陈出新。在追求超越的路向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向后的,试图打破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淡化行政脱离政治的职业化倾向;二是向前的,追求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强调公共行政的管理内涵。前者以新公共行政为代表,后者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这两种理论运动承前启后,大体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逻辑。     

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及其启示

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应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公共行政的实践.重新思考公共行政研究的思想基础,重新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内含范式的不足,并提出替代的方案是现实之需.以奥斯特洛姆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所造成的范式危机提出了挑战,并且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的替代范式就是民主制行政理论.同时,民主制行政理论也对当代大都市区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形式公正理性引领下法治变革的价值取向——以韦伯形式理性法治模式为分析框架

马克斯·韦伯经典的形式理性法治观以理性行为理论和正当支配理论为基础。理性行为观以人的行动取向为视角,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的行为和价值理性的行为,为法律思想的分类提供理论依据。正当支配理论提出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官僚制、家产制和超凡魅力统制,为形式理性法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通过阐释两大经典理论对形式理性法治形成的影响,韦伯肯定形式理性法对现代国家的独特价值。形式理性法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且离不开理性教育培养的非人格性官员从内部维护法律体系的理性程度。韦伯的形式理性法治观对受实质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影响的现代中国法治变革具有启发价值,但绝对的形式理性法也存在弊端。因此,我国法治建设既应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也应充分汲取形式理性法治的合理成分。     

合理的物化: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

卢卡奇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荣誉称号,但无可争议的是,他的思想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且持续至今的。韦伯的合理化原则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卢卡奇物化思想的两个重要思想渊源,卢卡奇将以上两种主要思想予以融合,构成了其物化思想的具体内容。本文旨在通过对卢卡奇的论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来阐述卢卡奇与韦伯、马克思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     

韦伯新教伦理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独有的认识视角,理性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潜滋生长。新教伦理赋予经商逐利的伦理根源,为资本逐利本性提供了心理驱动和道德能量;入世禁欲精神及恪守天职的伦理生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进而成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韦伯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比较分析

本文详细探讨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比较了二者研究现代性的起点、实质、对现代性的诊断以及对现代性出路探索的不同之处。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把握二者的现代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源流及其终结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重要问题，其最初的含义是指合乎法治的，后来演化为政治秩序的得到成员认可。继卢梭和韦伯之后，帕森斯、伊斯顿、布劳、哈贝马斯等人从不同向度不断地解读合法性问题，都没能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终结了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