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

“东向政策”是马来西亚1982年开始实施的对外政策,其主旨是同日韩扩大经济贸易关系,争取两国投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职业精神,服务于马来西亚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东向政策”有助于马来西亚突破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管理方式陈旧等难题。历经40余年,“东向政策”在目标、内容、手段与对象上得以拓展和深化。为了平衡主要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战略博弈,“东向政策”的战略意图从最初“以亲近日韩来弥补与西方国家的疏远关系”转向“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来平衡主要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展的影响”。同时,将政策对象拓展至中国以使马来西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推动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学界对“东向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总体来看,该政策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从传统农业国转向新兴工业国,加快了其工业现代化进程。     

马来西亚民主转型背景下的华人社会运动研究

新世纪后,由“安华事件”引发的改革运动在马来西亚掀起了连串政治风潮,为华人社会抗争力量带来难得的政治机遇,社会运动与政党、非政府组织在体制外互相结合互动,成为抗衡国家的重要民间力量。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开放程度、执政精英内部权力的变化以及制度外力量的互动结盟等政治机会机构密切相关。在民主转型背景下,华社抗争力量重拾活力,积极发起和参与各类社会运动,在捍卫族群利益的同时与其他族群构建跨族群联盟,抗争目标和议题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社会运动和政治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当前,马来西亚政治秩序处于变动之中,在政党分裂、族群关系紧张的政治生态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运动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更多挑战。如何在政局风云变幻的环境下,通过恰当的策略选择创造和发展政治机遇,重建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行动者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后殖民时代妇女运动的本地化困境——基于马来西亚新兴妇女运动的讨论

本文尝试以马来西亚新兴妇女组织及其运动为例,探讨后殖民时代妇女运动所面临的本地化困境及其后果.20世纪80年代,在跨国倡议网络的影响和女性精英的推动下,马来西亚新兴妇女运动产生并得到发展.然而,受到国家能力、国家—社会结构以及大众思潮的硬约束,新兴妇女运动面临议题设置不合主流、议程开展受压制与资源获取不平衡的本地化困境.为此,马来西亚妇女运动借助国际化与政治化策略进行了有限的再调整.这种国际化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组织及其运动并非被动接受欧美女性主义的客体,而是主动改变全球女性主义实践图景的重要历史主体.     

马来西亚社会转型与马来族群政党分裂——基于社会分裂结构理论视角

2018年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后,仅在马来西亚半岛就有巫统、土著团结党、伊斯兰党、人民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五个马来族群主导型政党进入联邦议会.其中,伊斯兰党、公正党、团结党先后从巫统中分裂产生,诚信党于2015年从伊斯兰党分裂而出.马来族群政党的分裂并非新的现象,而是经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本文借鉴社会分裂结构理论框架,指出马来族群政党的格局是政治社会精英内部矛盾和公民社会分裂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精英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或者公民社会中产生新的分裂结构,或两者兼而有之时,新的政党就会产生.新政党如果能够与既有的社会分裂结构相结合,或者自上而下地塑造新的分裂结构,就能得以生存;而如果无法找到赖以生存的社会分裂结构,则新政党必然走向消亡.     

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以来华人政党政治变化探析——以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为主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悠久,在该国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多达四分之一,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当地称为华族.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华人政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同样有着重要地位.在引起马来西亚政坛变天的第14届大选中,华人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华公会和民主行动党作为马来西亚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大华人政党,二者在第14届大选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无论是日渐式微的马华公会,还是虽然在第14届大选中脱颖而出,但不满两年便再次成为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都面临着各自后续发展的难题.两政党在第14届大选后的发展走势揭示了华人政党所面临的党内、党外双重困境,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政治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社会转型、路线之争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分裂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国家诚信党赢取11个下议院议席,成长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政党。马来族群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促成了伊斯兰党内部乌理玛派的式微与专业阵营的分化,引发了如何实现伊斯兰国家的路线之争,并最终导致伊斯兰党的分裂与国家诚信党的建立。作为新生的政党,国家诚信党必须与其他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党实现差异性定位,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得以长久在政坛生存。     

The supervisory communication-commitment to workgroup model： Example on a Malaysian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y commun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workgroup model in a particular Malaysian organization. We employ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tatistical procedures. We found that positive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upward openness, negative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and job-relevant communication within superi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oup commitment. Consequences of this finding were discussed and elaborated in this article.     

日本的业主与物业之间为何纠纷少

新加坡是个岛国。1965年独立之后，淡水无法自给的新加坡不得不向邻近的马来西亚买水。不过，连接新马两国的淡水输水管却是双向的，一条由马来西亚流向新加坡，而另一条则由新加坡流向马来西亚。     

广西与马来西亚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和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将产生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国际化,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教育资源在东盟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广西是作为中国与东盟联系的重要枢纽和桥头堡,发展与东盟各国,特别是与马来西亚的教育国际贸易,促进国际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对广西教育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性机遇。一、广西与马来西亚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家之间各种形式教育服务的商业化活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自80年代末起,随着国际贸…     

马来西亚国家利益与对华政策转变

本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冷战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本文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对华实施友好政策,目的是为了增进马中经济合作来满足本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华人支持以巩固国民阵线的政治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和与美国的外交斗争中寻求中国的支持。中国方面的积极互动,使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并有效地促进马来西亚继续实施对华友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