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话虎

一年春作首,百兽虎为王。2010年是中国的庚寅年,传统生肖中的虎年。虎是百兽之王,自古以来备受国人尊崇、敬畏和喜爱。中国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诗人留下了许多咏虎的诗篇,或以虎喻苛政,或以虎喻亲情,或以虎讽无义。值此虎年新春到来之际,将笔者收集的有关     

两次重大的文化传承

作者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两个重大文化传承现象:一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名篇,直接脱胎于胡适的八不主义,其中又有创造性的发展;二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对梁启超同一命题的文化传承。     

鲁迅报刊思想浅析

鲁迅先生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者,他的一生和报刊有着紧密的关系。报刊是鲁迅先生战斗的主要阵地,他用他那支如椽的巨笔,在这个阵地上建立了不朽的战斗业绩。他一生曾经给近100家报刊写稿,参加过近20家报刊的编辑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新闻学的理论,虽然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也有过不少十分精辟的论述。他的不少杂文,特别是晚年所写的杂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报刊工作发表过不少议论,提出过不少设想。学习和研究他的办报思想,对于丰富新…     

重建批评之道

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一句话的事

前一段时间,发生在一位女业主和保安之间的事情,在报纸上,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事情起因很简单,一位女业主驾驶车辆,想从小区大门出口逆向进入小区,小区保安不同意,两人发生争吵。争吵中,女业主骂保安是看门狗,保安听到后,十分生气。几分钟后,倒地不起,抢救无效身亡。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恶语伤人到底有多寒,究竟能给人带来多大的伤害,这起祸从口出的悲剧活生生地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因为警察职业的缘故,这些为一时     

乡土文学的“大题目“:略论20年代乡土文学对鲁迅的继承

２０年代乡土小说主流地位的确立和基本特征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改造国民性文化批判的大题目。这个大题目的抓取和展开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表现于题材和主题的转换,文化视界的拓展,国民心态的揭示,民俗文化的批判等四个方面。     

谦谦君子黎烈文

2014年5月29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黎烈文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黎烈文纪念展”也在鲁迅纪念馆同步展出,展览以照片、书籍以及其他大量的文献和实物展现了黎烈文的一生。 黎烈文1904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四）出生在湖南湘潭,今年是他的110周年冥诞。黎烈文广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知,主要由于他在“自由谈”主持笔政期间跟鲁迅关系密切。黎烈文与鲁迅相识相交是在1933年至1936年。据《鲁迅日记》统计,在这三年中,他跟鲁迅的交往多达200余次,黎烈文致鲁迅信73封,鲁迅致黎烈文信80封（现存32封）。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时,鲁迅共投稿135篇,平均每月7篇。可以说,鲁迅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鲁迅对标点符号的态度

曾经读到过鲁迅的一则轶事：某书局老板悭吝成性,计算稿酬时从不算标点和空格。鲁迅对此不置可否,但他提交的文稿从头到尾不分章节,也不加标点。书局退回稿子,请鲁迅分段落、加标点。鲁迅便回复对方：“既然如此,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了!”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下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的“失望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的“失望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上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所受的人生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所受的人生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