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人视角下的广州风情和商贸

19世纪初,俄国首次直环球航行船只来到广州试行贸易。19世纪中叶和末页亦有俄罗斯人先后到访广州,他们对广州的风情和商业贸易都有深刻的印象。通过俄罗斯人的视角,可以看出当时广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商贸繁荣境况。     

后现代状态

这本论著的研究对象是“后现代条件下的知识问题”，涉及了19世纪末以来，受到科学、文学、艺术行为原则影响的文化状态，对现代的评论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指出后现代的科技发展向人们提供了权力的增长，使知识变成了商品，成了决策的因素与手段，技术标准并不能判断真实与正义，在分歧中产生了相对临时的、制约性的真理标准。     

历寒沐雪得梅香——记山水画家史新民

海上画派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引领画坛风骚、著名画家层出不穷著称，从而几乎占据了中国画坛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中国画坛更是名家荟萃、流派纷争，各路英豪尽显风采。     

以“同心”思想推进“同心”实践

崇左既是革命老区，也是边境地区，更是少数民族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150年间，烽烟不断。由于战争，国家对边境地区投入资金极少，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边境地区没有大项目建设，致使崇左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滞后，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建市十年来，崇左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为早日把崇左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性新兴城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发展措施，实现了崇左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稳定、民族团结进步的大好局面。     

社会主义富强观

富强主要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我国最早的经济学中文译名就是“富国策”或“富国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在19世纪末的中国亦曾被译为《富国策》。富强首先在于富民，使人民富裕。民富国强，没有民富就没有国强，也就谈不上富强。我国古代先贤早就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社会主义要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使社会财富极大涌流，人民享有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晚清中国GDP世界第一照样挨打

晚清：一个屡遭侵略的经济大国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人口的22．9％增长到36．6％。     

中国东北俄侨妇女的数量、年龄结构和社会状况

俄国人进入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下同）是在19世纪末，并主要与修筑中东铁路有关。中东铁路连结俄国欧洲部分与其远东边陲，是通过相邻的中国领土的一段铁路。这个时期中国东北部的民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复杂的。     

江苏城市发展30年

江苏是我国城市兴起较早、城镇分布较密的省区。南京、苏州、扬州、徐州均已有2000多年建城史。19世纪初中国超过50万人口的6个城市有一半在江苏。由于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江苏沿江地区兴起了大批工商业城镇。但解放前江苏只设了南京、徐州、连云港三个建制市。解放后一批重要城镇相继设市，到1957年已增设到6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     

D19S400基因座在中国3个汉族群体与日本人中的遗传多态性研究

为了解中国广州、吉林、成都三个地区汉族和日本人群体D19540O基因座基因频率分布，并获得中国三个汉族群体和日本群体D19M00基因座的群体遗传数据，比较它们之间的遗传学差异，探究在法医学应用中的意义。应用PCR扩增技术，聚丙烯酸胺凝胶垂直板电泳对D19S400基因座分型。在四个群体469个个体中共检出11个等位基因，45种基因型，基因型频率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各群体的观察杂合度为0.75～0.84，非父排除概率为0.6057～0.6582，个人识别机率为0．9301～0．9480。四个群体之间基因频率分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表明，D19S400基因座在群体遗传学研究和法医学个人识别中有较高应用价值。     

科技创新与文化背景

现代科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虽然有灿烂的文明，众多精湛的技术，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国现有的科学教育体系是从19世纪末全面从西方引进的，经过几代人一百多年的艰苦努力，已蔚然壮观。科学在中国已成为很显著的社会力量。现在人们不再谈论中国科学或西方科学。从知识体系上讲，科学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科学绝不是一个孤立系统。任何科学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它与背景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