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的有效执行主要得益于法规制定中因势而易、系统配套,落实过程中领导带头、惩处严格,执行过程中改善环境、推行民主,执行机制上注重监督、大胆改革。这些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在廉政制度执行中法规是依据,过程是关键,环境是保障,机制是根本,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罗马法物权冲突及其解决机制探析

物权的冲突与协调是目前引起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罗马法在物权的冲突与协调上有一些原初的规定 ,但欠缺系统和抽象。应重新对这些精辟但略显分散的规定进行体系化整理。整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对罗马法物权冲突的类型和解决规则进行归纳 ;另一部分是对冲突的解决机制进行整理。通过整理 ,力求发现罗马法对现代物权冲突解决的启发意义。     

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行政生态学研究

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是激励广大公务员实现共同行政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原有的干部激励机制正日趋失去其强大作用,与此同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新的完善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使得公务员的激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作为公务员制度优化主体在特定行政生态下进行的活动,选择行政生态学作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优化的方法论工具是极具解释力的.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与完善——兼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协调

商业贿赂是指在经济、金融或者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交易机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包括第163条、1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5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之尚存在一定差异。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应重新解释第163、164条的罪名;增加单位刑事责任;扩大贿赂的范围;修改既遂的标准;完善关于间接受贿、间接行贿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     

地方民主与公民参政的法定化制度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但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民主权特别是直接民主权缺乏法律保障,参政形式比较单一。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研究实行地方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有益形式,建立健全地方民主和公民参政的法律机制。     

试析江泽民关于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思想

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十分重视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党的领导体制上,要重点处理好党政、党委与人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三个关系,在党内工作机制上,要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内领导工作制度和党内监督机制。     

新疆毒情分析及对策研究

新疆的毒品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蔓延,吸毒人员大量增加,毒品案件成倍上升,“金新月”毒品对我渗透日趋严重,“三股势力”以毒养恐愈发明显,外流贩毒活动愈演愈烈,毒情更加严峻。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受世界毒潮泛滥和国内短时期内毒害难以根除的双重影响,毒情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为此,要把禁毒工作提升到与打击“三股势力”同等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好,建立“三大机制”,完善“三库”网络,实现堵源截流,减少毒品危害。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行政审批制改革和政府传导机制的构建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缩短了政府到企业的距离,提高了政府调控企业的效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调控主体向作为运作主体的企业传达意愿,实现调控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传导过程,相应地需要建立一种功能性传导机制。现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仅仅完成了功能性传导前阶段,将后阶段的执行过程纳入传导系统,并相应改革体制,是功能性传导的必然要求。要完善政府传导机制,还需从客观地估价现有审批中心的作用、按功能性传导要求定位传导机制的完善原则和完善功能性传导机制的基本条件方面来深化现行行政审批制改革。     

有组织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呈逐年上升之势。有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 会原因。根治有组织犯罪的对策不能过于单一,更不是仅靠“严打”所能解决的,必须采取 多方位的综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