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信赖度分析

本文以战略互信理论为主要依据,探讨了中日韩三国的战略定位,并在尝试建立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影响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指出构筑和进一步建立中日韩三国稳定的战略互信关系,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构建的核心和基础。     

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日本因素

东亚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历史上，大国在东亚纵横捭阖，形成了各种地区性的国际秩序。这期间，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建构中的地位不容小觑。当前，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各国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东亚国际秩序处在转型时期。通过探讨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日本因素，对日本在当前东亚国际秩序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依稀可以窥见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困境。     

全球化视野下的女性跨国流动——以1978年以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

国际移民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与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日益活跃，并呈现出移民目的地全球化、移民结构多元化、移民方式多样化的特征。本文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考察并分析了中国女性新移民迁移东南亚的结构与类型、存在的问题与影响，指出重视中国女性移民浪潮中的问题与负面影响，对维护中国女性跨国迁移的正常秩序，促进中国与东南亚民间交流的发展以及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东北亚地区科技合作的路径选择——以大连与日、韩、俄科技合作为研究视角

东北亚地区科技实力较强，区域内各国科技优势互补，各有所长，各有所需，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国际科技合作。近年来，为了提升科技产业国际化水平，大连不断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科技合作。大连与东北亚地区的科技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应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大连与东北亚地区科技合作的创新升级。     

略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文化交流史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论述．以体现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丰富性与重要性。     

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

本文旨在分析为何东盟国家曾经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却转变观念，将中国视为促进地区稳定和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第一部分将阐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官方立场的变化，即从“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在80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开放促进了其与南部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观念的转变尤为突出。第二部分认为，在欧美日经济发展呈现出保护主义趋势，并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契机。同时，笔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从地区的不稳定根源向地区安全保障者转化的原因。第三部分指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特殊关系，但中国无法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

开展和平外交,是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和活动.郑和船队尊重各地习俗,礼待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积极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平等贸易,促进了中国与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建立.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改革与变迁研究

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至今,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改革与变迁.在旧汇率制度下,东南亚国家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有其显著的特点.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都放弃了原有的"软性"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采纳了有管理的或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高频钉住美元"和"低频钉住美元"的混合模式的特点,并面临本币升值的压力.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鼓吹的"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不符合东南亚的实际情况.     

Kidnap for Ransom in South East Asia

Kidnapping for ransom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the Control Risk Group, an international risk consultancy, kidnappings of foreign nationals globally have increased by 275% over the past 10 years. High profile incidents such as the tourist kidnappings in 2000 by the Abu Sayyaf group, operating out of the troubled southern region of the Philippines, show that South East Asia has its own regionalised kidnapping hotspots. It is suspected that a high proportion of kidnappings are perpetrated by economically motivated crime groups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estimate with any degree of accuracy what percentage can be attributed to organised crime. This article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problem, drawing upon existing literature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domain. A typological discussion will show the cr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kidnapping. The reliability of existing statistics, categorisation and recording of kidnapping for ransom will also be scrutinised, in particular for their variability across the region, to see whether this presents a barrier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z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As kidnapping for ransom incid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transnational in character, the final section will highlight the desirability of formulating and agreeing upon regional standardised definitions and counting rules for kidnap.     

论中国法、伊斯兰法和印度法对东南亚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法域,古老的习惯法、古代中国法、伊斯兰法、印度法在这一地区混合,其情形十分复杂、混乱。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轴心,中国古代法对所有东南亚国家均产生了普遍、深远的影响,但越南、新加坡等国受古代中华法系的影响要大一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及菲律宾南部地区则受伊斯兰法的影响较大;三是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印度的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则受印度法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