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Observations and Prospects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created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ever-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culture through new media via the Internet have profoundly challenged the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modes of operation in many sector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has been most evident in the case of heritage organizations—including public libraries—where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brought with it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with respect to courting visitors/users and remaining relevant in the context of e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ise and evolution of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in the 1990s as a response to these new challenges. After formulating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is global trend, which is now more than two decades ol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ase of public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poli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ost of these new digital librar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addressing the changing needs of users.     

我国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路径分析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国的公共图像监视在政策、项目及资金等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在我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政策创议、项目推动的发展历程。在法律治理和回应性法制视角下，公共图像监视法律治理是对公共图像监视实践的法律回应。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宪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文件、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法律文件、具体领域法律文件以及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文件等公共场所图像监视法律治理的体系，但该体系仍然存在急需健全和完善的层面。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教育活动的历史回顾及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开展整党整风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及启示：必须；住确把握形势，结合党的事业进行：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扩大民主参与；必须开展及时有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模范带头作用：谘须建立长效机制，为党员队伍建设提供科学保障。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报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报告的主题,概括地说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实践的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和政治自信,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标。     

管制刀具在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管制刀具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严格管制的危险物品种类之一.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着法规不完善、管理要求与处罚条文不配套以及认定标准不足等问题.为此,应针对当前管制刀具治安管理中的新问题,及时制定新的管刺刀具管理条例,完善和修订其他相关法规,以有效促进管制刀具治安管理工作.     

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再探——兼论侦查主体改革之思路

随着《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日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侦查学到底归属于谁?众说纷纭.但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是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公安学上.将侦查学定位于“本质上属于公安学,但仍具有某些法学的特性”,似乎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议、息纷止争,也更能体现侦查学学科独有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能够为侦查主体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使其朝着科学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