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阶级利益的体现，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巩固和维护。利益的分化导致法的产生，法的根本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上是对不同时期统治阶级利益的调整，反映着不同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追求。认识马克思主义法本质的阶级利益性，对于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依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商业化基因检测的法律规制

商业化基因检测有别于医疗服务行为,是主要面对消费者提供的检测服务.由于其发展较快,行业内未形成规范化的标准,使得检测市场较为混乱.介绍了商业化基因检测的现状和问题,论述了对商业化基因检测加以规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对行政赔偿诉讼与涉外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行政赔偿诉讼是《行政诉讼法》的必要组成部分,作为诉讼赔偿程序不可或缺。同时,行政赔偿诉讼要突破现有的行政赔偿原则和范围,以期最大限度地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此外,由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涉外行政诉讼案件要求我们细化《行政诉讼法》中的涉外行政诉讼程序,明确涉外行政诉讼准用民事涉外诉讼程序的部分规定、明确几类常见涉外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国际恐怖主义成为新的安全威胁,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政策成为新的战争形式。两大意识形态对抗支配国际关系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利益重新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扩大了寻求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和冲突。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多极均衡基础上构建世界新秩序是现实的选择。     

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纯粹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于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遭受的精神利益损害。在受害人利益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大趋势下,纯粹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成为各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回避的理论难题。纯粹精神损害存在两种类型: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和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规定人身利益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意义重大,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建立多重限制规则避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疡。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机制

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需要一种程序机制。程序论公共利益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设计,首先要解决的是界定的主体问题,其次才涉及到具体程序机制的设计。公共利益之界定主体的选择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须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通力协作。我国公益征收法上公共利益界定的具体程序机制设计,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把公共利益调查与审查作为征收决定做出前的一个独立程序阶段;二是把民主商谈确立为公益界定必须遵守的实质性程序原则;三是把公共利益听证确立为公益界定中必须遵循的一个程序环节。     

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

在犯罪学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有时是指刑法规定的涉及商业领域的各类贿赂犯罪,有时则是指商业领域的贿赂违法行为。商业贿赂的犯罪手段日益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领域广泛,但也凸显出一定的行业特征,而且,涉外商业贿赂犯罪已经本土化。商业贿赂的产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防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既包括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也包括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本文对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关乎国家核心利益”全新视野的观点,并通过对一般经济区存在的弊端的分析,提出几点忧虑。最后就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建议。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终于缔结。公约的目的是制定一个公约从而使法院判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正如《纽约公约》之于国际商事仲裁一样。公约的缔结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该公约的缔结与生效,将会对国际商事仲裁造成相当的影响与冲击,因为该公约所产生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性效果,将使《纽约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所形成的优势变得相当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