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灵的又一种救治途径——一种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与官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存在持久的冲突,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得出结论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最大限度地约束政府的权力范围。但是笔者以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制业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我国而言,减少干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因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的法学定位

近年来以“公共利益”为名的违法征收现象日益凸显，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有鉴于此，亟待从制度完善方面解决现实困境。在制度借鉴的过程中，必须深入发掘公益征收制度背后的价值根基与内在品格，明确其法律归属，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定位乃至重构该制度。通过细致考量，从法学的视野对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给予合理定位：以人权保障为目标价值、以控制公权为内在品格，本质上是一项典型的公法制度。     

论反垄断法的私人诉讼制度——以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目的不仅体现在立法中,更应该体现在法律实施的现实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反垄断法的统领,合理的反垄断法执行机制的设计则是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实现的保障。首先从维护消费者利益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切入,提出确立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其次就反垄断私人诉讼所具有的特点作简单介绍;由于反垄断法私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私人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结合比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反垄断私人诉讼模式,从而为在我国确立私人反垄断诉讼制度提出建议,以利于消费者针对垄断行为提起诉讼。     

特殊非婚生子女之合法权益保护新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人婚前同居行为尤其是未成年人偷食禁果而致使非婚生子女这一社会现象不断出现。男女自身一方或双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导致婴儿抚养、弃婴溺婴、抚养等一系列法律纠纷、严重的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人权得不到保障，不和谐的因素增加。因此，为维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诉诸法律这一强有力手段，充分发挥其协调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加强执法达到现阶段减少、长远预防之法律根本目的。     

商事代理制度的系统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在实现商事活动各方当事人的互惠、扩展商主体的意思自治空间、促进交易效率并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的立法模式,是以"区别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倾向于认为商事代理是民事代理在商事领域的特别体现,在法律中未能充分体现商事代理制度的特点,易导致法律内部出现冲突,也越来越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商事实践。这种情况下应从理论分析入手,注重于商事代理自身的优点,博采各国代理制度立法之长,以架构我国商事代理制度。     

《核不扩散条约》的困境及应对

作为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条约》近年来面临多重危机。危机源于缔约各方相互矛盾的利益关切和目标、对条约进行利己主义式的解读和利用、条约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核武器的认识和道德评价仍未形成共识。应对上述危机需要各缔约国弥合分歧、重建共识,在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维护条约的权威和效力。     

商事营业维持原则

本文从横向平面的角度探析了商事营业维持原则的要义,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该项原则的历史生成条件与轨迹。     

全力搞好工会维权工作

以修改后的《工会法》为依托,在分析工会发挥维护职工权益作用基础上,详细介绍天津工业大学工会在代表和维护女教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女工素质提高方面的做法和成绩,最终建立以维权为目标的工会工作激励机制。     

论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

行政契约的合法要件主要有契约方式使用合法、契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内容合法、契约缔结程序合法。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应当充分借鉴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及法制、私法契约撤销的理论及法制,具体分析行政契约合法要件的缺失对行政契约效力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充分权衡撤销行政契约对于行政契约利害关系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再论商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商法地位之思考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部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就是经济法治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建设催生了商法,并促使其不断发展和完善。商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部门,对交易的平等、自由、安全和效率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商法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其制约甚至束缚了中国商法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此,应当消除这些限制性因素,确立商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并丰富和完善商法内在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