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接途径与模式研究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接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创新模式,“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给闽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有效对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以福建与台湾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类型和特点作为研究的基础,分析新形势下拓展闽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接的重要意义与可行性,提出闽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接的可行途径和模式选择。     

广域组织RCEP下我国货物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基于静态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

在广域一体化组织RCEP的区域范围内,运用基于静态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方法,对我国货物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探讨了什么是RCEP及其发展历程,其次对我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流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接着对货物出口流量与GDP等诸多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再通过对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研究进行总结,认为我国与其他RCEP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增长较快但增长率并不稳定,GDP和距离因素是影响相互间贸易的主要因素,人口数量、TPP及FTA是次要因素。     

论检察活动的原则

检察活动原则是对检察工作根本性、整体性的要求,贯穿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性质,规范着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活动,对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检察权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活动原则主要有法治原则、检察一体原则、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客观公正原则、理性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等,这些原则不仅对检察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也是检验检察权行使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标准。     

基于经济伦理视角下的警察腐败探究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警察腐败，重在公权力与个人私利和“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解构，对警察腐败进行具有明显学科表征的应然分析，以期为研究警察腐败问题提供多层面的理论参考，进而为遏制和预防警察腐败提供新的思路和对策。     

地方政府或有负债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地方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但规模如果过大,地方财政与经济的稳定运行极有可能遭到损害。政府或有负债管理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消灭或有负债,而是如何保持其适度规模,防范化解可能存在的财政风险,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稳定。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及挑战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关两国政府基于国际情势变迁而形成的基本共识，主要内核是合作、包容和创新；中美走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具有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和基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要有效抑制冲突，基本路径在于双方观念重构、加强互动、扩大合作、构筑机制。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可能面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变动、中国的核心利益受挑战程度，以及美国被第三方绑架程度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两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进行应对与克服。     

海西“两岸经贸合作紧密区域”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海西建设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也是基础性投入的重点时期，更多需要仰赖外源性投入和政策性投入。因此，借重与海峡东岸台湾地区之间的“五缘”优势和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通过建立、完善不同特色、不同层级的“两岸经贸合作载体功能区”，促进海西对台产业的深度对接，推进海西“两岸经贸合作紧密区域”建设，以尽快形成多个具有功能特色、梯度分工合作的地域增长极，推进海西建设快速启动和高效发展，至关重要。其策略取向在于充分发挥闽南地区的作用，科学统筹对台产业深度对接，大力完善、提升既有政策型对台经贸合作“载体功能区”的功能，设立新政策型“载体功能区”。     

探析中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

刑罚权从扩张滥用到谨慎谦抑地适用是法治从野蛮到文明的标志之一,在刑罚权发展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极具特色。既有慎刑思想,又有重刑思想,二者在不同时期占居着不同的位置。而＂德主刑辅＂和民本思想又体现出恤民、惜民的进步意识。探析我国古代的刑罚权思想,有助于理解刑罚权具有超越犯罪控制本身的社会影响,启示当代中国遏制刑罚权的扩张本性,张扬刑罚权恢复正义、保障人权以及矫正罪犯的本分,     

我国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宣传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近年来中国乡村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有些地方已成为"常态".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分析乡村干部腐败案件入手,揭示了造成乡村干部腐败的五个因素:乡村干部权力观的严重扭曲,手中掌握的权力"含金量"高,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乡村干部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乡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Feminism and the Flat Law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modalities of law, depicted spatially as the vertical and the horizontal.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for seeing law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is to be found in much socio-legal scholarship. These approaches have challenged the modernist, legal positivist and essentially vertical view of law as a system of imperatives emanating from a hierarchically superior source such as a sovereign. In keeping with the socio-legal critical tradition, but approach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hilosophy, my aim is to address three matters. First, why is vertical law problematic for feminists? Second,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w in its horizontal register? Third, how is an appreciation of this ‘flat’ law useful for feminist 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ticular, I consider the ways in which feminist legal theory operating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can transgress, without transcending, the vertically determined perimeters of the natio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