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适用——基于总体执法观和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适用是指在总体执法态度和方法路径上的必要、适度、克制和非冒进的适用姿态。反垄断法执行的理想状态是不枉不纵、恰如其分和精准定位,但这种目标只可尽量接近而又难以企及,因而只能在总体执法效果上退而求其次。由于市场认知的困难性以及市场强大的自愈能力,在次优效果的追求中总体上可以采取必要的"宁纵不枉"的谦抑执法观,以尽量减少错误成本。反垄断法是经济与法律的结合体,经常以经济学分析为体,以法律方法为用,其谦抑性需要进行方法论上的贯彻。反垄断法兼具刚性和柔性,以法律解释为核心的法律方法是调和刚柔的路径与载体,通过谦抑的解释实现刚柔相济。经济学分析是反垄断法执行的重要支撑,但仍有其局限性。执法毕竟涉及"生杀予夺",运用经济学分析应当谨慎和适度,在反垄断法施行初期尤其要防止经济学分析"拜物教"。     

相际经营原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理论结晶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适应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跨区域的经济活动中,民族文化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相际经营原理》一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通过在贵州的田野调查资料,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提出跨"相"经营的理论,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体系。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尽管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西部地区人均经济总量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在拉大。在分析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后,从理论上阐述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从实践上总结了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城市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

在散杂居少数民族乡村,劳务经济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有20%-30%比例,主要从事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商业、服务行业,如经营清真食品、民族商品、民族药品等。由于受民族传统文化、语言、教育程度、谋生技能等因素影响,难以进入正规的企业就业,产业同质化,规模小,难有大作为。为此,流动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需要在民族文化基础上,充分发挥劳务经济输出、输入地政府作用,利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转变城市少数民族聚集区管理模式,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区域联动,走市场联动之路,合理有序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流动少数民族提供良好就业、生活、培训环境,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关中-天水经济区物流体系建设的研究

该文依据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定位和发展思路,阐述了物流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客观分析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指出了物流发展在思想观念、现有物流企业、电子信息化程度和物流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参阅大量物流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具体结合理论与实际,进而提出构建物流体系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论“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经济权利救济的困境及出路

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对"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经济权利进行救济,须重构防范与保全结合型的财产控制机制、建构特殊类型案件民事救济程序独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破解民事赔偿判决执行难、构建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被害人救济三元刑事诉讼模式、建立"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挑战及建议——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之本,是我国的传统优势,是＂稳中求进＂的基础,是勤劳致富的正途。当前,成本高昂、利润微薄、运营的大环境有待提升,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在扩大是发展实体经济遇到的严峻挑战。因此,发展实体经济须＂轻税薄费＂,＂破壁拆墙＂,＂脱胎换骨＂,消除虚拟经济的暴利,强化楼市调控。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目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调整对农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Scop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voting: The Danish exception?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economic voting analysts have found that voters react sociotropically rather than egotropically. However, in a series of papers Nannestad and Paldam have found the exact opposite result for Danish voters – a result which challenges the scop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voting. Changing only a few minor aspects of Nannestad and Paldam’s design,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andard sociotropic item in their models, though, reproduces the standard result: strong sociotropic and weak egotropic effects. The challenging results thus seem to be methodological artefacts; a finding that strengthens confidence in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bas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voting. Voters are not necessarily altruists, however. Sociotropic voting may be driven by both egoistic and altruistic consid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