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政村治模式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在中国农村凸现出来。这有利于国家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有助于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调动蕴含在乡村中的巨大能动性,提高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三农问题的稳步解决。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实际上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各种问题,如职权不清,职能错位与缺位。这会影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在体制、法律层面对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史鉴管窥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社会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自治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     

执政物理结构与公共绩效分析

提高执政绩效是一个由多重结构构成的多维控制系统。正如考察一个事物,不能忽略其物理结构一样,对于执政绩效的考察,必须看到其结构要素对绩效的制约和影响,如体制结构、层级结构、决策结构、制度结构、机制结构等。任何组织都需要通过某种结构、体制要素,将投入转换为产出。执政组织要将政治投入转化为政治产出,就要对结构关系进行整合,也就是说,提升执政的公共绩效(PublicPerformance),最大限度地实现执政价值和目标,可以在执政物理结构关系上作检测、调适和优化,在它的层级结构、决策结构、技术结构和机制结构等方面下功夫。这也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以广州从化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例

健全的社会组织包括农村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以广州市从化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基地为例,对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产生的背景、优势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有助于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和构建农村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产生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成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特征淡化了长久以来政党制度的"管理"倾向,凸显了"治理"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党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发挥,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